域外行旅体验折射出的是中国在与世界碰撞、融合的互动过程中所走过的艰难心路历程,铭刻着中国在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四维时空中进行自我想象与自我建构的困惑矛盾与成败得失。反映在文学领域,域外行旅体验打破了中国文学的边界,开拓了它的疆域,丰富了它的内容。域外行旅体验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一面反观自我的他者之镜。在这面镜子中,现代中国人不仅看到了西方,而且看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近现代文学对域外行旅体验的书写,实际上记录了现代中国人想象自我、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漫长过程。　　 本文探讨的是域外行旅体验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的直接推动,即域外行旅体验所引发的感知觉的变化及其表述需要,是如何促使旧的语言形式、文体形式走向革新之路,如何为实用性文体注入审美元素,又是如何激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母题的生成。本文力图打破影响研究的模式,将域外体验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之间的联系,真正落实在文学本身。　　 论文前两章着力于探讨域外行旅体验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影响及其变革的必然性。从游记散文的转型和旧体域外纪游诗的式微这两个特定角度展现新文学发生中的“体验”因素。第三章则重点揭示域外屈辱性体验与近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母题生成和深入之间的复杂悖论关系。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近现代域外游记散文如何由实用转向审美。域外游记散文完成由实用到审美的转型,必须包括“游”与“记”两个方面。晚清海外游历者个人知识结构的局限与文化心态的束缚,“游以致用”观念的流行,撰写域外游记的功利性目的、传统的文学表述惯习等诸多因素的存在,限制了近代域外游记走向审美的可能。“五四”以后,“游”的观念获得了解放,涌现出一大批拥有深厚学养和良好艺术修养的行旅者。与此同时,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和文学工具的解放,为域外游记的文学化、现代化提供了适宜的文学土壤。经过现代作家自觉的“美文”实践,域外游记终于实现了“游”与“记”的审美熔铸。　　 第二章主要论述旧体域外纪游诗的现代命运。现代文坛上的旧体域外纪游诗,凸显了域外行旅体验与旧文体之间的互动与阻隔。有着深厚国学素养的现代文人在域外行旅过程中感受到的思乡与怀古情绪,与内心深处对传统文人情怀的认同产生胶合,促使他们采用旧体诗词的形式来排解乡愁。虽然将中国情调融入异域风景的纪游诗词让“古旧幽灵”在异域景观书写中重获新生,在“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功范例。但是,跨文化书写中“旧风格”与“新材料”之间的背驰说明旧体诗词在表现域外行旅体验时,“明显地存在着语言和经验之间的阻隔”。“椟胜于珠”现象的出现和吴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新探索的失败,都说明旧形式已然无法满足现代域外行旅体验所提出的语言表现要求,预示着一场文学变革发生的必然。　　 第三章着重考察域外屈辱体验与国民性母题生成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近现代的域外行旅者来说,最深刻的域外行旅体验就是由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屈辱体验。在域外亲身感受到的妖魔化中国形象激起了行旅者的国族意识,由此产生了或拒斥或认同的文化心态。拒斥的态度导致行旅者怨恨情绪的产生。出于民族主义的本能反抗与逃避,中国作家在文学想象中或通过丑化、女性化西方形象,或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等方式来释放屈辱感和怨恨情绪。对西方中国形象的认同则引发了对于国民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域外屈辱体验,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提供了外源性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中国形象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霸权,使得中国的“自画像”无法摆脱他者的凝视,从而陷入了“自我东方化”的文化怪圈。因此应该把对自我反思与批判纳入国民性批判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