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取成立于1913年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和成立于2009年的“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为切入点,探讨百余年间西北地区教育类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演变。通过比较研究,探讨当代社会少数民族民间公益团体的发展趋向、产生原因及社会参与模式,探讨民族民间组织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意义。自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宋明理学到乾嘉学派,可以说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文化“大传统”不断挤压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并不断催生出新的文化支系。民间大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小传统在文化生存的压力下只能做出被动的调试,但大传统在控制与干预小传统的同时也有保护小传统的义务。近代社会,西方文明打碎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传统的文化霸权地位,大传统一时间失去了保护功能。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民主精神要求将“人”从文化约束中释放出来直接面对现代国家制度,国人在这种传统失范的条件下表现出极度的迷乱遂转而寻求应变。少数民族文化趁机拥有了超范围变革的机会,但是由于大传统的文化涵化作用,其已经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中,所以民族文化变迁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家文明的牵绊,而更加重要的是,伴随着儒家大传统文明的衰落,小传统失去的变革的蓝本,表现出更为严重迷惑与慌乱。在全面变革和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局域中,教育同样成为了国人辞旧迎新的重要领域。作为对近代化浪潮的回应,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在主流文化垄断中做出的文化创新。20世纪初,在整个中华民族重新思考教育状况的同时,在整个世界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开展之际,中国回族面对势力庞大的儒家文明和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用自我文化创新来适应生存环境,来调试心理和文化适应的匹配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兰州回教劝学所正是这一运动的产物,正是生成于现代国家制度建立和外生性现代化因素的植入过程中。本文通过兰州回教劝学所四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从教育角度阐述了民国回族教育类社会团体出现的内外部压力和历史机遇；从居住格局、善功理念、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论述了民族文化与民间组织建设的有机结合。在日后的近40年间,兰州回教劝学所将网络逐渐扩展至全省主要回民聚居区,在新式学校的创办,新式教育的推广,革命思想的传播,统一战线的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对于地方社会民族关系调节具有重大意义。在公民社会建设浪潮兴起的今天,同样一个以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为名的民间组织出现在兰州地区。尽管它与民国的回促会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局域,在组织网络建设、社会参与模式、资金筹措方式等方面不经相同,但其自身体现了少数民族民间组织,尤其是本文论述的回族民间组织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传统。其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属性,在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无不与民国时期的促进会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笔者从组织名称、服务对象、经费来源、社会网络四个方面对比论述了回族民间组织体现的民族属性,对民族民间组织经行了定义：以本少数民族为主要成员,以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符号的非官方社会团体。民族民间组织在强调其非政府性,公益性的基础上凸显少数民族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