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政机关负责贯彻落实治理理念的最后一公里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发文《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这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因此,研究基层公务员主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基层党政机关、领导者以及公务员自身在里面扮演何种角色,厘清其中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尝试通过基层领导者的风格来研究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发生机制,选取了个体对包容型领导的感知作为前因变量,结合组织承诺及情绪智力进一步探索主动性行为的作用路径。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分别从领导者、外部环境及个体角度选取变量探究其如何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主动性行为研究框架,并探究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发生机制。本研究以包容型领导为前因变量,主动性行为为结果变量,引入组织承诺和情绪智力分别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此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笔者对选取的量表进行适当修改,引入了公务员语境,并设计出调研问卷。随后开始对目标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保障样本的广泛性、多元性,问卷调查涉及了成都、德阳、资阳等10余地市,并收回有效问卷321份。针对调研的结果,本研究主要运用SPSSAU、SPSS21.0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结合结构式访谈的内容,得到如下结论:（1）基层公务员包容型领导感知对其主动性行为影响显著;包容型领导的三个维度,即开放性、有效性及易接近性对主动行为影响均显著;此外,包容型领导对组织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基层公务员的组织承诺对其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承诺在包容型领导和主动性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基层公务员情绪智力水平正向调节组织承诺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情绪智力越高时,组织承诺对主动性行为正向影响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同时,情绪智力正向调节组织承诺对包容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越高,组织承诺对包容型领导与主动性行为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亦然。通过本研究,笔者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丰富了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领域,以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补充了主动性行为的适用框架。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领导者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提出建议:（1）基层部门的领导者应重视包容型管理的重要性,鼓励下属积极思考,建言献策,能容忍下属非原则性过失;（2）基层部门要注重培养基层公务员对单位的归属感,针对不同群体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增强团队凝聚力、战斗力;（3）基层公务员需有意识地提高自身情绪智力水平,能够更好地驾驭自身情绪,不被负面环境所影响,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