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证人出庭难，不出庭的问题，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试图通过对无正当理由拒证的证人适用强制措施以保障证人出庭。笔者以该立法背景为基础，分析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措施的性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措施作为一种诉讼法上的制裁措施，因其强制性、惩戒性饱受争议。事实上，无论是从证人出庭作证行为的性质、制度的可行性还是从强制的必要性分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出台的合理性是无可厚非的。尽管我国现行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但相较国外的相关规定仍稍显不足，通过比较研究，与其他国家相关制度进行类比，结合我国的具体规定，我们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实现方式在种类上、制裁力度上都存在着改进的空间，基于此丰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措施的种类，将拒证行为入罪成为了应对我国立法缺陷的良策。同时，通过实证调查，笔者指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面临着失灵的危机，而卷宗中心主义、法官强大的控制权、“结果中心主义”诉讼观，则是造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立法与实践反差的祸首。在整个中国司法体制不变革的框架下，如不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削弱法官的程序控制权、改革庭前审查制度，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与实践的差异难以化解。总之，为了确保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有效适用，不仅需要借鉴域外的经验，还需要依据我国国情，完善相关立法，改革司法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