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团队模式在我国企业的普遍盛行,企业对团队行为的依赖更为强烈,尤其是对团队公民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提高团队公民行为为企业服务已经成当下为学术界和企业管理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团队公民行为作为团队整体表现出来的一种角色外行为,对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涉及到团队公民行为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对团队公民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更为罕见。已有研究表明,组织为团队提供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有利于提升团队对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感感知;与此同时,部分研究显示,组织信任和组织支持感在团队公民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组织信任和组织支持感为双重中介,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索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团队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以期能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完善,同时也可以为企业管理界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在总结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小型团队公民行为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探讨组织信任和组织支持感在前两者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及其各个维度与组织信任、组织支持感显著正相关;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及其各个维度与小型团队公民行为及其三个维度显著正相关;组织信任和组织支持感与小型团队公民行为及其三个维度显著正相关;整体层面上,组织信任、组织支持感在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小型团队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维度层面上,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的四个维度均通过组织信任对组织忠诚、团队精神和助人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在组织支持感方面,除就业安全和职业发展,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通过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传导对组织忠诚、团队精神和助人行为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