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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创新与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建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指标，并从创新强度、创新范围、创新成果和学习效应四个角度来测度企业的创新活动。此外，本文还针对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整体上几乎所有类型的企业的创新行为对其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创新强度与学习效应的作用不明显。随后，本文剖析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最后，本文对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创新政策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关键词]创新；企业生产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1 引言
1.1研究背景
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因此，创新一直是学者与企业家们关注的热点。而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更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宏观经济出发，自国家、产业或地区的层面切入，重点探讨创新与经济的整体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创新与生产率增长的微观联系逐渐成为了学术界与实业界共同关注的新热点。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入手，探讨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依据。
1.2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与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已经是学者们长时间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文献较多。但由于获得不同企业的详细数据较为困难，所以从微观层面入手的研究较少，其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尚未形成比较标准的研究方法与体系。此外，仅有的一些研究多以研发支出或专利数量度量企业创新，没有对创新活动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衡量。并且，这些研究的数据量较小、代表性不高、相应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也不高。
从现实上来讲，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放缓，只有创新才会成为推动经济不断增长的引擎。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力推进中，政府与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微观层面的创新才能更一步的推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是以Paul M·Romer和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假设，认为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变量，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它们共同驱动了经济增长。
2.2生产率相关的文献综述
2.2.1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
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是反映技术进步、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如果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意味着其经营发展质量的提高，即能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很多种，主要包括：增加直接投资、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引进等。
2.2.2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经济学家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于1973年提出的一种具有一般性的可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即超越对数生产函数（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在假设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投入要素的情况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2.5）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生产率均衡的假设下，和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即资本和劳动投入占产出增加值的份额，则：
（2.6）
（2.7）
如果引入时间因素，则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2.8）
则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2.9）
（2.10）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有：，， ，，则对生产函数两边求导后，有：
（2.11）
上式中的产出的时间弹性即反映了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不但可以反映产出与各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反映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和投入要素与时间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内涵非常丰富。并且，超越对数函数也是最常见、最适宜拟合的函数，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中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2.3创新与生产率相关的文献综述
2.3.1国外创新与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现有的关于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主要是强调创新对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学者们主要是用研发投入和回报来度量创新活动，测算了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以及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iliches，1986；Mairesse，1990；Hall，1996；Harhoff，1998；Dilling-Hansen ，2000等）。
此外，利用研发强度模型，Griliches（1986）、Lichtenberg和Donald（1991）估计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收益率在10%-39%之间。Goto和Suzuki（1989）估计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收益率约为40%。
2.3.2国内创新与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但张海洋（2005）、李雪峰（2005）创新对我国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何玮（2003）、李明智和王婭莉（2005）、王英伟和成邦文（2005）、李宏志（2006）、王玲（2008）等人的研究却表明创新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出，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比较大。原因可能是文献选择的变量、设计的计量模型、采用的计量方法、选择的数据类型不同，数据样本的时限、数据来自的国家、地区与行业不同，其研究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大部分研究几乎都只用研发支出作为衡量行业或企业创新的指标，没有考虑到创新的强度和范围等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关于我国微观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且多数只考虑了工业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没有考虑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微观的面板数据，来源于近年工业企业统计报表数据库。本文删除了部分不满足逻辑关系的错误记录，包括：企业总产值为负；企业各项投入为负，包括中间投入、研发投入、员工培训投入、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出。
3.2研究设计
3.2.1企业生产率的测度
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度量企业生产率的指标，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来估计各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建立模型如下：
（3.1）
其中，产出Y为企业的工业产出增加值，资本K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劳动力L为企业的员工数。
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本文对 、做了正规化处理后，即得出了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3.2）
3.2.2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为了从实证角度检验创新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充分设计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本文各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既来自于已有理论和文献的支撑，也有来自对中国企业特定背景和影响因素的现实考察。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3.3）
其中，控制变量的集合为：
（3.4）
具体的变量定义与符号设置如表3.1所示：
为了全面的度量企业创新活动，本文使用了四个指标，分别从创新强度、创新范围、创新成果及学习效应四个方面来全面衡量企业的创新活动：（1）创新强度：企业研发投入/销售额。创新强度体现了企业的研发密度。创新强度越高，表示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活跃，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越大。（2）创新范围：企业中间投入/总产值。创新范围由企业的外包程度来体现。企业的外包程度越高，说明企业越集中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范围内的创新程度就越高，企业的生产率就越高。一般来说，外包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创新范围越可能是在研发领域、营销领域或组织架构与运作领域。此外，如果企业非常依赖购买外部零配件来进行生产，说明企业可能是采用标准化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能更高。（3）创新成果：企业新产品产值/销售额。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新产品的市场覆盖率，也体现出了企业创新的商品化程度。如果企业新產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的创新越有成效，那么企业的生产率就应该越高。（4）学习效应：企业人均培训投入。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越大，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越高。学习效应带来了企业平均成本的日益下降，从而带来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考虑到以企业研发投入、中间投入和培训投入所衡量的创新投入可能产生的滞后效应，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创新强度、创新范围与学习效应指标来解释创新对生产率的作用。
此外，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创新、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一直都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因此，本文采用销售额的对数值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2）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是行业进入壁垒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该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更加关注创新，并且其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采用企业人均资本来度量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水平。（3）出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产品极为严苛的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要求，以及升级换代迅速的产品样式、功能要求。因此，只有生产率高、创新力强的企业才能具备承担出口所需的各种能力和条件。但是，我国企业出口的优势在于产品的低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反而会限制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迫使企业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至于哪种效应占主要地位，就需要考察出口与生产率的相关关系是正是负。对此，本文设置了企业是否有出口交货值的虚拟变量。如果有，取值为1；如果无，取值为0。
4 实证检验与结果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1给出了模型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5.83到13.97不等，均值为6.36，标准差为1.16，变异系数为0.18，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衡量创新的四个方面指标中，创新强度的波动性最大，样本值包括了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和研发投入是销售额6倍以上的企业，这说明不同的企业对研发的重视度与实施度差距极大。其次是创新成果的差异，不同样本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有极大不同。然后是创新范围的差异，说明了样本企业外包程度的差异极大，从侧面反映了企业自身可供创新的部分的差距。最后是学习效应的差异，人均培训投入从人民币0元到人民币57.69元不等。
三个控制变量中，波动性最强的是资本密集度这个指标，反映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人均资本差异极大。从是否有出口交货值这个虚拟变量的统计特征中，可以看到样本企业中有出口的企业占到了全部企业的27%，说明大部分企业还是依赖于国内市场。企业规模这个变量的分散程度最低，这是由于本文数据取自于全部的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较大型非国有企业。 表4.2给出了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从企业生产率角度看，外商独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这体现出了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明显高于我国本土企业。
从创新强度来看，民营企业最高，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再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港澳台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强度相对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多数在中国大陆设立子公司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控制在总公司手中，而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多数只从事销售或组装生产环节。因此，外商独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强度比民營企业与国有企业相对较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其创新能力或竞争优势弱于民营或国有企业。
从创新范围来看，港澳台企业的外包程度最高，外商独资企业最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居中且差异不显著。港澳台企业外包程度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竞争而已经逐步把生产或组装转移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外商独资企业外包程度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公司的本意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和销售，因此没有再进行外包的必要。
从创新成果来看，外商独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最高，民营企业次之，然后是国有企业，最后是港澳台企业。比较难解释的是港澳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较低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港澳台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在企业创办人逐步退休的现在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从学习效应来看，民营企业的人均培训投入量最大，外商独资企业最小，港澳台企业与国有企业居中且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了民营企业更重视对员工的培养与激励。外商独资企业人均培训投入较低的原因应该与研发投入和外包程度较低的原因一致。
表4.2 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4.2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数据处理中，首先通过相关系数分析与方差膨胀因子分析，排除了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然后，本文通过个体效应显著性检验、布鲁奇-培根检验法检验以及豪斯曼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3。
从表4.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整体上看，创新对企业生产率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统计上看，创新的不同方面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各不相同。第一，创新强度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缺乏显著性。这说明促进我国企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研发投入的加大，而是资源消耗、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资等，我国企业的经济增长目前仍处于粗放的劳动密集型阶段。第二，创新范围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外包程度高的企业更多采用标准化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再加上企业的组织创新，二者合一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生产率更高。第三，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越高，企业创新的市场化或商品化程度就越高，企业的创新就越有效，这些都导致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第四，学习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仅滞后了一期的人均培训投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
从外商独资企业的角度看，创新范围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但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外包程度却是四类企业里最低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外商独资企业的运营模式与方法直接沿袭了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做法，并且不断进行着组织流程与管理创新，使得其在操作上、管理上和未来的发展上都比中资企业更有效率。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此外，外商独资企业的创新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反而有着一定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外商独资企业作为其所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一个部分，其创新战略及发展方向都是以整个全球经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而不是以在我国的子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因此，母公司可能把新产品的开发效应扩散到了整个全球经营中，并把更多的研发职能转移到了在华子公司，以利用我国较为廉价的智力资本。
从港澳台企业的角度看，创新范围与创新成果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企业越集中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相应的生产率就越得到提高，同时说明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看，其创新范围与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与港澳台企业类似，只是促进程度有所差异。此外，民营企业的学习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企业生产率有负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学习过程的漫长，过多的人均培训支出降低了企业的利润额，对于利润分配者的激励效应减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率提高。
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看，创新成果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国有企业的创新范围对其生产率却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国有企业长期积攒下来的产权问题、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和不良劳资关系问题有关。权责划分不明、经营管理不善、追求利润动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国有企业往往盲目效仿民营或外资企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流行做法，而没有针对自身的要求拿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导致了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至于出口、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这三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这两个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出口这个因素对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对港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作用。这说明，对于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不如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从而能影响了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两类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与产出并不少于另外两类企业。而另外两类企业的正负出口效应可能相互抵消了，因此才得出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5 总结与建议
本文从创新强度、创新范围、创新成果及学习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的不同方面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结果发现，虽然在整体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对其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创新强度与学习效应的作用不明显，我国企业的创新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必须从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做起，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企业的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建立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使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向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扩散，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高效益的、不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吴延兵.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6（11），p60-71.
[2]吴延兵.《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7（5），p125-138.
[3]张海洋.《R&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p107-117。
[4]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企业问卷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7（12）p64-74.
[5]张杰，李勇，刘志彪.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11），p50-64.
[6]张杰，李勇，刘志彪.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J].管理世界，2009（12），p11-26.
[7]周晓艳，韩朝华.中国各地区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1990-2006）[J].南开经济研究，2009（5），p26-48.
注释：
1相应的t值为-0.8655，p值为0.3868。
作者简介：
王书君（1987-），女，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职称，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与企业成长、资本市场与企业财务。
[关键词]创新；企业生产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1 引言
1.1研究背景
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因此，创新一直是学者与企业家们关注的热点。而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更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宏观经济出发，自国家、产业或地区的层面切入，重点探讨创新与经济的整体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创新与生产率增长的微观联系逐渐成为了学术界与实业界共同关注的新热点。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入手，探讨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依据。
1.2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与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已经是学者们长时间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文献较多。但由于获得不同企业的详细数据较为困难，所以从微观层面入手的研究较少，其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尚未形成比较标准的研究方法与体系。此外，仅有的一些研究多以研发支出或专利数量度量企业创新，没有对创新活动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衡量。并且，这些研究的数据量较小、代表性不高、相应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也不高。
从现实上来讲，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放缓，只有创新才会成为推动经济不断增长的引擎。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力推进中，政府与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微观层面的创新才能更一步的推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是以Paul M·Romer和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假设，认为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变量，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它们共同驱动了经济增长。
2.2生产率相关的文献综述
2.2.1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
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是反映技术进步、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等方面水平的综合指标。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如果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意味着其经营发展质量的提高，即能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很多种，主要包括：增加直接投资、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引进等。
2.2.2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经济学家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于1973年提出的一种具有一般性的可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即超越对数生产函数（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在假设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投入要素的情况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2.5）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生产率均衡的假设下，和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即资本和劳动投入占产出增加值的份额，则：
（2.6）
（2.7）
如果引入时间因素，则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2.8）
则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2.9）
（2.10）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有：，， ，，则对生产函数两边求导后，有：
（2.11）
上式中的产出的时间弹性即反映了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不但可以反映产出与各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反映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和投入要素与时间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内涵非常丰富。并且，超越对数函数也是最常见、最适宜拟合的函数，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中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2.3创新与生产率相关的文献综述
2.3.1国外创新与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现有的关于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文献主要是强调创新对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学者们主要是用研发投入和回报来度量创新活动，测算了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以及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iliches，1986；Mairesse，1990；Hall，1996；Harhoff，1998；Dilling-Hansen ，2000等）。
此外，利用研发强度模型，Griliches（1986）、Lichtenberg和Donald（1991）估计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收益率在10%-39%之间。Goto和Suzuki（1989）估计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收益率约为40%。
2.3.2国内创新与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但张海洋（2005）、李雪峰（2005）创新对我国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何玮（2003）、李明智和王婭莉（2005）、王英伟和成邦文（2005）、李宏志（2006）、王玲（2008）等人的研究却表明创新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出，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比较大。原因可能是文献选择的变量、设计的计量模型、采用的计量方法、选择的数据类型不同，数据样本的时限、数据来自的国家、地区与行业不同，其研究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大部分研究几乎都只用研发支出作为衡量行业或企业创新的指标，没有考虑到创新的强度和范围等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关于我国微观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且多数只考虑了工业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没有考虑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微观的面板数据，来源于近年工业企业统计报表数据库。本文删除了部分不满足逻辑关系的错误记录，包括：企业总产值为负；企业各项投入为负，包括中间投入、研发投入、员工培训投入、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出。
3.2研究设计
3.2.1企业生产率的测度
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度量企业生产率的指标，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来估计各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建立模型如下：
（3.1）
其中，产出Y为企业的工业产出增加值，资本K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劳动力L为企业的员工数。
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本文对 、做了正规化处理后，即得出了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3.2）
3.2.2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为了从实证角度检验创新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充分设计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本文各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既来自于已有理论和文献的支撑，也有来自对中国企业特定背景和影响因素的现实考察。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3.3）
其中，控制变量的集合为：
（3.4）
具体的变量定义与符号设置如表3.1所示：
为了全面的度量企业创新活动，本文使用了四个指标，分别从创新强度、创新范围、创新成果及学习效应四个方面来全面衡量企业的创新活动：（1）创新强度：企业研发投入/销售额。创新强度体现了企业的研发密度。创新强度越高，表示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活跃，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越大。（2）创新范围：企业中间投入/总产值。创新范围由企业的外包程度来体现。企业的外包程度越高，说明企业越集中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范围内的创新程度就越高，企业的生产率就越高。一般来说，外包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创新范围越可能是在研发领域、营销领域或组织架构与运作领域。此外，如果企业非常依赖购买外部零配件来进行生产，说明企业可能是采用标准化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能更高。（3）创新成果：企业新产品产值/销售额。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新产品的市场覆盖率，也体现出了企业创新的商品化程度。如果企业新產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越高，说明企业的创新越有成效，那么企业的生产率就应该越高。（4）学习效应：企业人均培训投入。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越大，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越高。学习效应带来了企业平均成本的日益下降，从而带来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考虑到以企业研发投入、中间投入和培训投入所衡量的创新投入可能产生的滞后效应，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创新强度、创新范围与学习效应指标来解释创新对生产率的作用。
此外，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创新、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一直都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因此，本文采用销售额的对数值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2）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是行业进入壁垒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该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更加关注创新，并且其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采用企业人均资本来度量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水平。（3）出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产品极为严苛的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要求，以及升级换代迅速的产品样式、功能要求。因此，只有生产率高、创新力强的企业才能具备承担出口所需的各种能力和条件。但是，我国企业出口的优势在于产品的低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反而会限制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迫使企业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至于哪种效应占主要地位，就需要考察出口与生产率的相关关系是正是负。对此，本文设置了企业是否有出口交货值的虚拟变量。如果有，取值为1；如果无，取值为0。
4 实证检验与结果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1给出了模型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5.83到13.97不等，均值为6.36，标准差为1.16，变异系数为0.18，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衡量创新的四个方面指标中，创新强度的波动性最大，样本值包括了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和研发投入是销售额6倍以上的企业，这说明不同的企业对研发的重视度与实施度差距极大。其次是创新成果的差异，不同样本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有极大不同。然后是创新范围的差异，说明了样本企业外包程度的差异极大，从侧面反映了企业自身可供创新的部分的差距。最后是学习效应的差异，人均培训投入从人民币0元到人民币57.69元不等。
三个控制变量中，波动性最强的是资本密集度这个指标，反映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人均资本差异极大。从是否有出口交货值这个虚拟变量的统计特征中，可以看到样本企业中有出口的企业占到了全部企业的27%，说明大部分企业还是依赖于国内市场。企业规模这个变量的分散程度最低，这是由于本文数据取自于全部的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较大型非国有企业。 表4.2给出了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从企业生产率角度看，外商独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这体现出了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明显高于我国本土企业。
从创新强度来看，民营企业最高，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再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港澳台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强度相对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多数在中国大陆设立子公司的跨国公司将研发活动控制在总公司手中，而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多数只从事销售或组装生产环节。因此，外商独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创新强度比民營企业与国有企业相对较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其创新能力或竞争优势弱于民营或国有企业。
从创新范围来看，港澳台企业的外包程度最高，外商独资企业最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居中且差异不显著。港澳台企业外包程度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竞争而已经逐步把生产或组装转移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外商独资企业外包程度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公司的本意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和销售，因此没有再进行外包的必要。
从创新成果来看，外商独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最高，民营企业次之，然后是国有企业，最后是港澳台企业。比较难解释的是港澳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较低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港澳台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在企业创办人逐步退休的现在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从学习效应来看，民营企业的人均培训投入量最大，外商独资企业最小，港澳台企业与国有企业居中且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了民营企业更重视对员工的培养与激励。外商独资企业人均培训投入较低的原因应该与研发投入和外包程度较低的原因一致。
表4.2 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的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4.2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数据处理中，首先通过相关系数分析与方差膨胀因子分析，排除了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然后，本文通过个体效应显著性检验、布鲁奇-培根检验法检验以及豪斯曼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3。
从表4.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整体上看，创新对企业生产率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统计上看，创新的不同方面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各不相同。第一，创新强度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缺乏显著性。这说明促进我国企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研发投入的加大，而是资源消耗、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资等，我国企业的经济增长目前仍处于粗放的劳动密集型阶段。第二，创新范围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外包程度高的企业更多采用标准化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再加上企业的组织创新，二者合一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生产率更高。第三，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越高，企业创新的市场化或商品化程度就越高，企业的创新就越有效，这些都导致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第四，学习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仅滞后了一期的人均培训投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
从外商独资企业的角度看，创新范围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但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外包程度却是四类企业里最低的。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外商独资企业的运营模式与方法直接沿袭了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做法，并且不断进行着组织流程与管理创新，使得其在操作上、管理上和未来的发展上都比中资企业更有效率。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此外，外商独资企业的创新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反而有着一定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外商独资企业作为其所在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一个部分，其创新战略及发展方向都是以整个全球经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而不是以在我国的子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因此，母公司可能把新产品的开发效应扩散到了整个全球经营中，并把更多的研发职能转移到了在华子公司，以利用我国较为廉价的智力资本。
从港澳台企业的角度看，创新范围与创新成果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企业越集中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相应的生产率就越得到提高，同时说明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率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看，其创新范围与创新成果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与港澳台企业类似，只是促进程度有所差异。此外，民营企业的学习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企业生产率有负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学习过程的漫长，过多的人均培训支出降低了企业的利润额，对于利润分配者的激励效应减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率提高。
从国有企业的角度看，创新成果对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国有企业的创新范围对其生产率却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国有企业长期积攒下来的产权问题、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和不良劳资关系问题有关。权责划分不明、经营管理不善、追求利润动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国有企业往往盲目效仿民营或外资企业在生产和管理中的流行做法，而没有针对自身的要求拿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导致了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至于出口、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这三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这两个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出口这个因素对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对港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作用。这说明，对于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不如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从而能影响了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两类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与产出并不少于另外两类企业。而另外两类企业的正负出口效应可能相互抵消了，因此才得出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5 总结与建议
本文从创新强度、创新范围、创新成果及学习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的不同方面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结果发现，虽然在整体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对其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创新强度与学习效应的作用不明显，我国企业的创新质量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经济新常态阶段，我国必须从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做起，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企业的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建立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使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向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扩散，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高效益的、不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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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相应的t值为-0.8655，p值为0.3868。
作者简介：
王书君（1987-），女，中国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职称，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与企业成长、资本市场与企业财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