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们一直认真而深刻地对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进行深刻的思考。现代作家鲁迅、老舍、张爱玲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在小说中，他们把这一思考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本文借助这三个艺术个案，以期展示和描述文化反思小说的流变过程及呈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三人对现代化有着不同认识。20年代的鲁迅探讨了现代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沉痛地指出现代化在中国悲壮而艰难的进程 ，彻底否定和拒绝了传统文化，表现出要现代化必须西化。这种虽片面但深刻的理论凝聚了他对传统文化罪恶本质的深刻体认及黑暗社会吃人的强烈控诉，也蕴含了对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吁求。30年代的老舍对现代化的认识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核心的继承与发展。他批判了西方文化，却褒扬了传统文化的经世、变易等思想及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等传统文化内在的活力因素。40年代的张爱玲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同时作着双向批判与两重拒绝。在她的文本中，西文文化不再是科学、民主的同义词，也不再是先进与文明的象征与化身。相反，则成了反动、堕落的符码与指称。她的小说批判了西文方文明的金钱崇拜与拜物主义及物质对精神的逼迫，表现了人的“异化”这一现代主题，暗示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克服西方文明的现代病。在对国民态度这一问题上，鲁迅在精英视角下，指出愚民、庸众、看客式的国民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是现代化的敌人，实际上具有反动、反革命本质。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与牺牲品，他不是怀疑与反抗，反而炫耀害了他的“之乎者也”，并以此为荣，明明是短衣帮，却偏穿长衫。夏三爷、康大叔、阿义对夏瑜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身上反动、甚至反革命的本质。鲁迅一生致力于批判和揭露下层人民反动、反革命的一面，而不是致力于表现人道主义和平民意识的主<WP=4>旨。在“穷人”的视角下，老舍笔下的国民成了赞美、敬仰的对象。他撕去了长期以来裹在乡土民间上面的由贫穷、愚昧、落后构成的外壳，把笔触伸向了乡土民间的优质方面——衍衍不息的生命力，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勤劳、善良的天性，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等。在国土沦陷的情况下，瑞宣们显示出高尚的民族气节，高扬不屈的尊严，永不言败地进行韧性抗战。这种永不放弃的西绪福斯精神远非不堪一击迅速倒地身亡或者迅速转向的子君连殳们所能比拟的。和瑞宣们相比，这些“精英”们太脆弱无力了，需要从乡土民间汲取力量。祥子苦难史、奋斗史、屈辱史的叙述，不是渲染不幸与遭遇，而是礼赞与颂扬面对这一切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力和矢志不移的向“善”精神。可以说同情与怜悯的成分很淡，人道主义与平民意识也并不显著。张爱玲在小市民视角下对软弱、猥琐凡人投以平民意识与人道主义。她拒绝鲁迅的精英姿态，又摒弃老舍的挖掘民间优长。在她的叙事版图中充斥的是灰色沉闷的家庭琐事，不明不白猥琐难堪的屈服，只为“饮食男女”奋斗的小人物。她直逼平民生存现实的需求层面，显示出对平民境域的当下关怀和对生命个体的物质幸福的专注。张爱玲实际上以“人”为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点来思考人的一切的。她的作品表现出满足人的一切的合理愿望的人道主义与平民意识。审丑是十分特殊的艺术范畴。学术界过去对此关注较少。三位作家都有着独特的审丑观，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文化的特异反思。鲁迅对启蒙者的传统文化负担和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的批判与否定，具有强烈的自省与反思精神。表现了他敢于正视黑暗现实、反动的传统文化、民族劣根性、自身的缺点和告别旧的一切的勇气与魄力。老舍借助“丑”对沉闷、压抑的农业文明及灰暗无激情的小市民恶习与劣根性进行揭露与挞伐，推崇西洋人冒险的精神与英雄气概、海洋文明。张爱玲借“丑”褪尽社会与生活等一切现实上空的任何的虚伪的高尚的光芒与装饰，让真实、客观的“丑”全面浮出历史地表，并艺术地升华为“美”。她借欲望化写作揭示出现代中国家庭、婚姻中无“性”的本真状态，控诉了这背后一切的反动文化与制度，其中凝聚了张爱玲对现代中国冷酷的现实与沉重的历史的深刻思考。她把“丑”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强烈地刺激了读者的艺术感觉，<WP=5>在向“美”的升华中拓宽了艺术表现空间。 三位小说家的文化反思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典型的意义。它们反映出现代小说发展有别于主流的另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