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医疗是牵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领域。作为当下传媒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报媒体无论是在市场占有率还是影响力上,其优势都在不断增加。都市报媒体的涉医报道,对医疗环境和舆论氛围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医护人员觉得很多涉医报道有偏差,但是民众认为媒体揭开的医疗黑幕还不够。此时如果记者的笔端稍有偏差,就会让公众和医方站在对立面上。那么当下都市报媒体的涉医报道是怎样的?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本文选取了青岛市的两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以近三年的涉医报道为样本,分析这些问题。本文在第一章探讨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并梳理了当下涉医报道的三个方面:“医患纠纷报道中的话语权研究”、“医患纠纷报道中媒体的责任和定位”以及“医生传媒形象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5个研究创新点。在第二章中,本文界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解释了本文中所指的“涉医报道”和“都市报媒体”。同时,也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半岛都市报》和《青岛晚报》,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青岛选择这两家报纸进行研究。在第三章中,主要探讨了涉医报道的偏颇与常识性错误。本文认为错误主要集中在“缺乏与医药卫生相关的法律知识导致的报道错误”、“缺乏医疗知识所导致的报道错误”和“对抗性情绪所导致的报道错误”。其中,因缺乏法律知识所导致的报道错误包括“刊发违法医疗广告”和“错误赞扬非法行医”两种,在缺乏医疗知识所导致的报道错误中重点分析了“八毛门”事件的报道和相关影响,在对抗性情绪导致的报道错误中重点分析了两家报纸对抗生素的新闻报道及其影响。在第四章中,主要对青岛都市报媒体中的医方形象进行了解析。通过数字统计分析和对代表性新闻报道文本的分析,归纳总结了青岛地区都市报涉医报道医方负面形象特点和正面形象特点。本文认为,导致医方负面形象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现实中医院与医护人员定位的尴尬映射”、梦想照进现实后医方“道德形象”和“权威形象”的破灭所导致的。同时,本文认为,医方在遭遇医疗纠纷时的失语以及在负面意见气候下的“沉默的螺旋”都会导致医方负面形象的形成和加剧。在第五章中,本文对青岛地区都市报媒体涉医报道中医方的话语权状况进行了分析。在普通医疗报道中,医方是掌控话语权的。但是在涉及医疗纠纷时,由于事件未调查清楚以及现行体制的原因,医方是处于“失语”状态的。但这不能代表着医方在涉医报道中是失语的,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医疗报道中,医方和读者是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而此时,医方的话语权是有“乘系数性”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医方的话语权实现。但由于公众对医方的刻板印象及网络、新媒体的发展,都会对医方话语权产生消解作用;而记者身份认同的混乱和自身趋利避害的妥协也会保证医方一部分话语权的实现。医方在涉医报道中的话语权就在这样的“正”“负”增减中最终形成现在的局面。在第六章中,本文对青岛地区都市报媒体涉及中医报道的文本进行了分析。虽然两家都市报涉及中医药的报道少,但是数量却在逐年增多;在这些报道中,中医药仍显得神秘,而且与假医、假药联系紧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医药历史的积淀、中医药的神秘化和对中医药监管力度不够与违法认定困难所导致的。本文在第七章中对医疗救助新闻的“团圆”式叙述进行了解析。本文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分析了涉医报道的“团圆”式叙事:弱者遭受绝症后,报纸为其呼吁捐款,热心市民在其感召下帮助弱者脱离苦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构建和谐社会氛围舆论宣传的需要、都市报的亲民定位和人文关怀,以及中国传统侠义精神、中国传统叙事“大团圆”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用“灾难”母题下的“集体英雄”原型重现,也可以解释这种叙事结构。在第八章中,本文对都市报媒体涉医报道提出了改善建议。抛开改善医疗环境、医方要更加亲民化等其他因素,单就都市报媒体而言,应该做到:第一,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同时还要摆正立场,做好平衡报道;第二,要力戒对抗情绪和主管姿态,勿以“常识”去“印证”;第三,要避免单纯抢新闻和追求眼球效应,不要做标题党;第四,涉医报道要划专线并且要派遣相关知识储备丰富的专门记者跑医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