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融合不断加深,已经成为推动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发展打破了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时空限制,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搜寻匹配成本,压缩了国际贸易中交易执行环节,拓展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推动了价值链分工的高度精细化,提升了各环节的运营效率,实现了经济体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阶段的攀升。本文借助LRS产品内分工模型将数字经济发展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的影响。首先,文章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界定并通过对多种数字经济测度方法的对比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选择主因子聚类方法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维度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进行特征分析;其次,文章运用Wangetal(2013)的WWZ方法,结合尹伟华(2016)实现对出口贸易总额的完全分解与聚类,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关于Koopman等(2010)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进行重新核算,根据许和连等(2017)的行业分类方法将WIOD中56个行业划分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将全球价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动细分至行业层面;再次,文章构建计量模型,运用2007年至2014年42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完成对理论模型的检验以及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之间联系的分析;最后,文章在分析各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础上,为如何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国家GVC分工地位提供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章得到如下结论:(1)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结合行业特征的不同需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力;(2)“数字鸿沟”现象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即使同一地域的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之间,同样存在差距,其中技术创新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成为主要的差距点,而各国对于数字技术发展潜力的需求却并不存在显著差距,间接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内容;(3)虽然不同国家、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程度不一,但总体始终保持显著促进作用。针对国别来说,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更偏好于数字服务发展而受制于数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针对行业来说,数字经济发展促使服务业与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更高阶段,从而摆脱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从而对两大行业的GVC后向参与率是显著抑制作用。(4)数字基础设施、贸易开放度和政府监管质量对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明显,技术水平与资本密集度则需要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具体分析,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环境与数字技术发展潜力方面的能力,资本密集度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行业层面的作用相反,发达国家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