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学东渐以来,东方人普遍接受了现代科学的观念,对于原来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思想加以拒斥,佛教很快退守至单纯的信仰领域,甚至可说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危机。为了解决该问题,无论是中国佛教界还是泰国佛教界都以佛教内部变革的方式积极做出了回应,以图振兴佛教于现代社会。中国汉传佛教于二十世纪初期兴起了“人间佛教”,泰国南传佛教于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了反对迷信并提倡当下心灵禅修的“智慧佛教”,及受其思想启发而积极主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参与佛教”。在中泰两国近现代所兴起的这种佛教变革中,主要是在增加佛教参与社会的维度,而表现最为显著的实践方法即“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成绩颇丰,而泰国佛教却仍处开始阶段,进展缓慢。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泰佛教慈善观念与实践理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导致差异的原因,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同时意图给佛教慈善事业研究者和践行者起一定的参考作用,推动中泰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在慈善观上,由于中国汉传佛教为大乘佛教,而泰国佛教为上座部佛教,故在根本教义上具有很大差异,因此二者所具的慈善观念也具有很大的分歧,如大乘佛教提倡“应时改变,契理契机”,上座部佛教提倡“传统、严格守旧”。因此,虽然中泰佛教的慈善理论体系大致相同,都是出自“慈悲心”,但是泰国佛教慈善理论体系缺少了大乘菩萨利他行思想,只剩下“四梵住”作为主导理念,使泰国佛教慈善理论没有中国的坚强。这导致中国佛教强调布施“悲田”,重视“俗家众”对弘法活动的参与,“做慈善”成为每个中国佛教徒(菩萨)的使命。泰国佛教则根据经典诠释,提倡布施“敬田”为最胜,而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施舍,其阿罗汉思想也偏重于“先利己(为了能更有效地)利他”。在弘法工作上,上座部佛教更注重的是“出家众”,这就导致“泰国僧侣被神圣化”及“慈善事业是否僧伽之事”的广泛争论。而这一争论的根源在于泰国佛教的久远历史和现代的泰国社会状况。从历史维度看泰国佛教的慈善观,我们发现导致中泰佛教慈善观差异并阻碍泰国佛教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泰国国王尊崇南传上座部佛教,给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得以“菩萨行”为主导理念的大乘佛教慈善观没有流传于泰国;其二,泰国国王为了统治国家的需要,几乎垄断了佛教慈善事业,阻碍了民间慈善的发展。从社会维度看泰国佛教的慈善观,我们发现导致中泰佛教慈善观差异并阻碍泰国佛教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上座部佛教重视觉音的佛教诠释的传统,导致世俗与神圣的分开;其二,近现代时的泰国佛教退守至个人信仰层面的佛教危机。世俗与神圣、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及佛教与迷信的隔阂导致了佛教的社会维度被遗失于某些历史片刻,广泛引起了“慈善公益事业不是僧伽之事”之评论。在慈善公益的实践理念上,我们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实地采访、观察、参与活动等方式深入探究了中泰佛教慈善公益实践理念的异同。我们得知中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最可贵的借鉴之处在于“公益性”,既有公益的服务范围(括展到教育、环保、社区服务、文化领域上),又有公益的服务方式。在倡导“平等”、“尊重”理念的前提下,尊重女性及贫困者在公益中的价值,能让人人“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在付出爱心的过程中,让人们放弃“自私自利”,体现佛法。同时,我们认为泰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实践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借鉴价值,如在济贫救困上注重让他们自立及实践慈善公益的法师严谨守戒以维持宗教的神圣性等。此外,中泰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在积极参与社会救助之时,也应该注意神圣与世俗、慈悲与智慧之间以及四无量心的平衡,以求得中道,即在向外将佛法落实于行动,也要注重向内观察自己的心。同时,要调整好四无量心,因硬币终归有两面,慈心能使心静无怨,但是也能使生起爱欲;悲心能使心静无恼害,但也能生起悲哀;喜心能使心静无嫉,但也能生起欢乐(寂静的一种障碍);舍心能使心静中舍,但也能生起无明舍等,如佛陀倡导“中道”为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