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著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三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三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三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三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