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西方监狱的宗教教诲传统由来已久,中国古代亦有以佛教教诲在监人的记录。民国时期,佛耶入监布教一事,实是因监狱改良运动与世俗社会的困境才拥有了合法性与必要性,即作为监狱感化教育的一部分——宗教教诲。因此佛教与基督教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入监布教,离不开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从全局来看,佛教所获得的支持明显多于基督教。在本性上,在监人是否同监外人一样?宗教教诲能否使在监人改过自新?世俗与宗教关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使佛耶入监布教在学理上获得了有效性。佛教与基督教入监布教的动机是相似的,即救灵/治心与救身/治身,并以前者为本。布教的形式可以是言说的,也可以是身体力行的。甚至在实际情况中,有时治身/救身要先于治心/救灵。并非所有监狱布教者都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监狱布教的效果往往受布教者、监狱管理者,以及同狱在监者三方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讲,是否接受佛教/基督教,是由在监人自己决定的,以上三方只能是外缘。佛教与基督教有一共识,即身陷囹圄的处境令在监人比监外人更易生发信仰。在监人的皈依是真是假?这一问题不仅是佛教/基督教所关心的,也是世俗社会所关心的。在监人皈依佛教/基督教的动因多是复数的,既可以是宗教性的,也可以是世俗性的。甚至部分在监人的皈依只于监禁期内是有效的。佛耶因其道德教化的功能拥有了入监布教的合法性。从良心上的反思、遵守狱规、再犯、融入社会四个方面可知佛教/基督教对于在监人实现世俗性的更生有着正向意义,但并非其充分必要条件。民国时期,在监人于狱中参加宗教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无论是念佛,还是参加洗礼与圣体圣事/圣餐礼都增强了皈依者对于佛教/基督教的归属感,使之获得了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力量,并见证着其宗教性的更生。同其他在监人相比,佛耶对于受死刑者的拯救更具有迫切性,以二教对于受死刑者的临刑关怀为个案,不仅可以为布教者与被布教者构建对话,也可以为宗教与世俗构建对话。从而在多方的互动中,考察佛耶入监布教一事。从理想的状态来看,布教者在向在监人布教的同时,也在向自己布教;在培养在监人的信仰的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信仰:在培育在监人的良心的同时,也在培育自己的良心。佛耶入监布教不仅为布教者提供了践行信仰的机会,也为其提供了理解信仰的机会,使之得以与信仰对话,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