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理论和知识对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中的农民问题进行关注，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关于农民”的叙述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图及其与话语权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究20世纪知识分子在关于农民的言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现代性追求和探索的心路历程，对启蒙话语、现代化话语、革命话语、人民性话语等与中国农民有关的叙述进行思考和分析。 第一章“关于农民”的观念史及其话语解读在现代中国社会，“农民”一词具有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与现代性标准背离的文化批判色彩。关于农民的这些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的产生和被强化是现代性观念的结果。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的参照系下，农民成了落后(相对于“先进”)、愚昧(相对于“文明”)、守旧(相对于“进取”)、迷信(相对于“科学”)和礼教(相对于“民主”)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对农民的这一观念是整个20世纪对农民进行批判和改造言说的预设。 第二章颓败风景里的村庄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村给人的印象总是破落和颓败的景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国家民族的隐喻，对这种颓败风景和农民生活境况的描述一方面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认，一方面则隐含有革命和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主张。对村庄的发现也许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色，这使知识分子从以往关于乡村的浪漫田园的幻象中转过身来重新审视现实的生活，文学的美学原则随之也发生了转向。 第三章劣等国民的魂灵——启蒙话语的反思知识分子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下，农民的愚昧、落后、迷信等劣根性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潮。但启蒙话语由于过于功利和急切，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了解不是很深入，对农民的生活往往以某种粗略的想象和观念去展示，启蒙话语对农民的性格成因和生存状况都显得隔阂。 第四章沉默的多数——对现代化话语权力的反思农民作为失语的一群，无论是对农民的批判还是为他们代言，农民都成为一个被言说的客体。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下，改造农民文化和人格成为时代的主题，现代化话语权力对农民造成了一种压迫。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存现状，要比简单粗暴地所谓改造农民、实现“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我们应该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对中国农民问题重新进行思考。 第五章关于贫穷的道德观贫穷光荣、贫穷代表正义这些革命时期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意图。贫穷的道德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是革命用以重新划分社会阶层、制造朋友与敌人、煽动阶级仇恨，使暴力革命合法化以及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一种话语策略。虽然在贫穷光荣的话语下使穷人们得到精神的慰藉但也遮蔽了农民的意识世界。 第六章主体重建的意识形态话语改造方案为了取得革命的话语权并为未来新政权生产出与其相统一的文化和革命化的主体，毛泽东对20世纪初期以来的各种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上的思潮进行清理，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各种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民族主义话语、农民话语进行革命话语的改造和整合，逐渐确立了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新话语。 第七章历史和农民阶级意识中国革命胜利后，按照一种全新的历史观重新书写了历史话语系统，比如突出中国社会历史进化与西方社会的历史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言说上，以往被斥为暴乱、叛贼、匪寇等农民运动被重新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和性质——农民暴动推动历史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场表面上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翻案的表述下面，其实蕴含着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企图：为当下的共产主义农民革命的合法性正名。 第八章人民性的话语分析人民性概念曾在建国后一段时期被大量使用，但随着人民性概念的广泛火热，也开始引发了一些混乱和隐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多人担心过多提及人民性会模糊和冲淡阶级性，因此人民性很快被阶级性所取代。于是人民性在中国的文论界悄然引退出对当代文学的发言，转而成为评价古代文学的一个术语。探究这种话语转变的深层原因应该可以对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与意识形态表达机制的内在关联有些启发。 第九章城市与农村——眺望与徘徊20世纪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代表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刻的文化矛盾与社会转型给人民带来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冲突。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不仅在文化上的，也是等级上的，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是现实生活复杂关系的一种表征，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可以很鲜明地体现出来。 第十章故乡的审美幻象中国社会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条件，在文学话语中形成余韵和寓言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而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故乡的话语叙述则体现出这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在中国，乡村是一个独特而有丰富蕴含的文化空间，也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精神苑地，它一方面通向古代文学传统中的田园诗意，一方面也变成现代性视野中颓败的风景。乡村集中了20世纪中国文化矛盾的象征、知识分子的心灵投射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