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各国大多加快了引进外资的步伐,资本的跨国流动已经取代商品的跨国流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引进外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带来一国的经济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又可以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为了在引进外资中扬正抑负,各国大都提高了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加强了外资市场准入的国家安全审查。中国在2015年全面修正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对以前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有了巨大的突破,使得中国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电子网络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问题异常复杂,中国《国家安全法》在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方面仍然存在瑕疵,而《征求意见稿》作为规定外国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的特别法律草案意见征求稿,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又有些不一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与国际社会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规定也存在一些差距。所有这些必将导致中国在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可能存在一些漏洞,从而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法、实证分析法等方法对中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进行研究。要制定合理而又科学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首先得端正外国投资立法指导思想,明确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引进外资是第二位的,引进外资必须以国家安全作为前提,否则影响甚至破坏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拒之于门外更好。立法者常常担心设置较全面且严格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会严重影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制约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其实,这是“杞人忧天”,多虑了。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综合条件能有中国这样优越。与此同时,加强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不仅与各国的通行做法相一致,而且有利于那些不以“损人利己”为目标,而以“互利双赢”为目的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发展。只有把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制定科学了,才能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得到稳定的、持久的发展,进而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加快中国经济健康、高效、快速发展。中国应采取“概括加列举”式国家安全审查标准立法模式,即一方面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做相应界定,另一方面也列举影响或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另外,在完善外国投资立法时,还应当确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设计的灵活性原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安全审查标准中的合理内容。安全审查标准应以目标导向、灵活自由、因地制宜为原则,在制定标准上也应以结果导向、影响程度为考量因素,赋予国家安全审查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借以防止立法疏漏导致国家安全保护被动。加强《征求意见稿》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与《国家安全法》之间的协调,并尽可能地丰富和完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比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就业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健康卫生安全、民族产业安全、科技创新安全、海洋安全、国土安全、天空安全等等都应列入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在这一问题上,标准宜宽不宜窄,宜多不宜少,宜细不宜粗.此外,还应提高立法人员素质和立法技术,注意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之间的衔接,注意与国际条约和外国法律政策的衔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