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范围已获得广泛社会认知,广大学者也围绕着贪污罪的定罪和量刑展开过激烈讨论,我国立法致力于完善贪污罪判决的相关规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突破。《刑修（九）》出台将“确定入罪金额”的刚性定罪量刑模式修改为“概括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模式,立即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后为应对实务操作中犯罪数额与情节的适用困难,《贪贿解释》再一次将概括化数额具体化,再次变回“确定入罪金额”的刚性定罪量刑模式。笔者希望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两种定罪量刑模式对贪污罪判决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是以“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为数据样本,探究贪污罪在实务中的规律性,发现问题,寻求完善对策。通过贪污罪裁判文书选样与分析发现:第一,我国贪污罪的轻刑化趋势比一般的数额犯罪的轻刑化趋势更为显著;第二,“确定入罪金额”的刚性模式下,我国贪污罪在实务判决中不够重视情节的适用;第三,贪污罪一定程度上属于数额犯罪,需设定确定入罪金额,笔者将免于刑事处罚金额进行“数据化”处理,假设免于刑事处罚金额无限接近入罪金额,发现在实务中免于刑事处罚的金额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入罪金额在实务中并非与确定的入罪金额（3万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第四,《贪贿解释》中明确化的数额区间在指导司法时,造成犯罪成本边际递减的结果;第五,特殊从宽情节的适用给贪污罪的轻刑化设置了一个加速器,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有些不合时宜。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了问题,本文的第五章就着重针对发现的问题寻找解决对策,主要从均衡数额犯罪的刑法体系、强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影响、完善贪污罪数额的相关规定、建立贪污罪定罪量刑指导制度和淡化特殊从宽情节的特殊性等角度来探寻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