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的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遏制病毒蔓延,各国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本研究基于费尔克劳夫的“三维分析框架”,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从文本描述,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方面对2020年间《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涉及“防疫隔离”的报道进行批判话语分析,试解决所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对“防疫隔离”分别有怎样的话语建构?《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围绕“防疫隔离”的话语在2020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如此建构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中国日报》和《泰晤士报》对“防疫隔离”的话语建构存在较大差异,且两份报纸的建构随着各自国家疫情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中国日报》将“防疫隔离”建构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及疫情防控的一项政策。《泰晤士报》所建构的“防疫隔离”在一开始是一项错误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阻碍经济发展的措施。随着疫情发展英国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防疫隔离”被建构成疫情防控的一项必要措施,但英国公民对“防疫隔离”仍持消极态度,“防疫隔离”阻碍了其人身自由,是一项不必要的措施。关于两份报纸的建构差异,本研究从中西文化差异、社会经济以及利益关系三方面来进行原因分析。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的文化意识,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及后续合理的经济复苏政策,加之中国主流媒体的客观报道以及对公众态度的影响,激发了公众的抗疫积极性。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英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以及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英国报业所具有的商品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英国的防疫措施的不彻底性及其引发的与英国公众之间的矛盾。以中英主流媒体对“防疫隔离”的话语建构为例,本研究尝试探索话语建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中国讲好自己的故事,传递自己的价值观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