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蜀学是指北宋中后期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为代表的一个学术派别。它产生于宋代古文运动兴起、儒学复兴的大潮中，因此继承了古文运动的很多特点，思想上主要表现为疑注疏之学、尊史、擅长古文等。同时蜀学也浸染于蜀地的学术传统以及民风，学术比较博杂。 北宋时期社会转型，平民士人崛起，自下而上开始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复兴以古文运动为开端，发展到北宋中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趋向，形成了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蜀学、司马光朔学等学派。在这几个学派中，王安石新学多谈道德性命、二程洛学提出“天理”的概念，主张理就是性，要穷究性理之道；这两个学派都有想要构建本体、超越传统儒学的想法。但三苏蜀学则坚持了传统儒家的特征，而对新学、洛学多有批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三苏“以情为本”的思想。传统儒家思想重视人情、主张以“礼”来调适人情。但新学重法而不重情，而洛学则主张用“理”来统情，重理而轻情。三苏蜀学以人情为本，既反对王安石新学，也批评程颐洛学，认为他们都是“不近人情”的。这是蜀学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批评新、洛等学派。其二表现在他们不言性命，认为谈性说命没有意义。孔子关注人事、罕言性命，这也是儒家的传统。其三，三苏尊史，而新学、洛学贬低史学。史学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三苏尊史，显示他们是比较正统的儒学，而新、洛学轻视史学，这是他们的学术不合传统儒家的地方。 苏氏蜀学兼收释、老、纵横之长，但又以儒家统御各家，希望吸取异学以丰富儒家思想。苏氏包容异学，还提出了一种主兼容、讲宽弘的“大全之道”。这种大全之道不光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具有政治含义，那就是主张宽容异见、包容异己，而不要党同伐异、独断专行。“大全之道”的思想是二苏在经历了熙、丰变法以及几十年党争之后的反思。 苏轼、苏辙晚年用功于治经，作《书传》、《易传》、《春秋集解》等，他们二人治经学的一部分原因是反对王安石新学。王安石变法对诸家学派的刺激都很大，就苏氏而言，他们从早期有志变革的立场上退缩，成为王安石变法以及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后来，苏轼、苏辙决心自作经传，以推翻新学的《三经新义》，动摇新学的根基。三苏的学术，与当时儒学复兴、熙、丰变法有很大关系，在研究三苏蜀学时不可不注意这个问题。 一般观点认为，三苏只是文辞之士而已，其学术并没有太多的思想意义。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三苏蜀学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研究三苏本身有意义，还能从三苏蜀学入手，在苏氏与各家的矛盾冲突中对比他们之间的异同，因而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得以上窥宋学之源，使宋代儒学的发展脉络变得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