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是毕生关注资本主义命运的经济学家。他们关于“创新”的经济思想有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尝试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是本文理论探讨的主要目标。根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划分,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平均化理论,类似一个描述经济活动的一般均衡理论,而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则类似于一个动态经济学理论,在熊彼特经济学中,前者称为“循环流转”,后者称为“经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创新”,而是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产物。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整个体系,而不是源于个人动机或个性特征,提高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强制性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代表,内在的利润动机和外在的市场竞争决定了资本家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创新”内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中,构成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发展生产力、扩大物质财富的经济动力。因此,马克思的“创新”概念主要是指在既定的产品结构和分工体系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艺创新,而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涵义,则更接近马克思所分析的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那种结构性转变。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提供了工艺创新的理论,而且提供了产品创新的分析范式。在《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机器产品创新”引致的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分析了既有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及相应的物质基础如何催生产品创新,以及机器产品创新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敏锐地观察到英国棉纺织工业长达90余年的长期波动历史,阐释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作上升运动的一般规律,构建了不同于新熊彼特学派和SSA学派长波理论的“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从一定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分工动态来分析产品创新的原因；(2)根据产品创新、分工扩展和内生的市场扩张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机制；(3)将“基础创新”特别是生产资料部类(资本品)的创新以及相应的固定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变量(自变量)；(4)分析产品创新对于劳动组织方式、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具体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研究产品创新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产品创新可以作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中介概念。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体现为实践的、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所谓实践的观点,就是要从人的能动的活动出发去理解现实,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的角度分析由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结构；所谓唯物的观点,是指不是从人的观念、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现实和社会存在,而是从社会存在、从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意识和社会事实；所谓辩证的观点,就是要从社会内在的动力去解释发展变化的逻辑,说明一个社会的内部联系以及由于内在矛盾而“自己运动”过程。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关系本体论”和“时间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最终都可归结为“关系”,即作为主体的“我”与“他者”(包括“我”自己以及其它作为主体的“我”)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社会存在是“主体间性”的,主体间的共在、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对话,构成了社会存在基本要素。马克思关于“时间哲学”的基本观点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资源,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自然时间,在生命的持续期间从事各种实践活动。而“社会时间”是由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和从事其它活动的时间构成,前者马克思称之为“劳动时间”,后者马克思称之为“自由时间”。由于“自然时间”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所以马克思用自然时间这个外在的尺度来衡量“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多少及其比例。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而自由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人类的自由程度在不断加大。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当劳动时间缩短到一定程度,劳动本身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再作为生存的强制性要求时,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和享受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半天工作日”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为第四国际的曼德尔所继承,在《权力与货币》一书中,曼德尔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主张将工作日缩短为半天,即半天劳动,半天自由活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常规实践”和“创新实践”的划分。常规实践,是指重复性、依照既定的模式进行的活动。创新实践,指的是实践活动中出现了新的情况,产生了新事物,改变了原有的实践方式。创新实践是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源于人们的创新实践。作为科技创新物质形态的产品创新是生产劳动中的创新成果,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引入创新实践的概念,使实践的、辩证的、唯物的世界观具体化,而引入产品创新的概念,则进一步将“创新实践”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实证化,从而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了具体科学的可操作性概念。产品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一个社会中,由专业化所导致的分工深化以及由产品创新推动的分工扩展,是自发秩序的两个重要方面。产品创新导致市场的内生扩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原因。论文构建模型分析了产品创新推进分工扩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论证了产品创新、自发秩序和经济均衡的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分工演进、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均衡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表现为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构性变迁。第二,根据曼德尔提出的非对称的长波机制的原理,我们将产品创新看做推动平均利润率阶段性上升的主要力量,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长期作用的机制,但由于产品创新所导致的利润率上升,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呈现为波浪式的下降过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文分析了利润率的波动对于社会总资本积累速度的影响,引入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趋势的分析原理,论证了“产品创新-利润率-资本积累速度-就业和收入分配”这几个核心变量依次影响的具体机制,并针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导致两极分化和排斥性增长的一般趋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负反馈机制。根据分工、利润率、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宏观经济学,阐释了产品创新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第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产品创新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2)在一定的所有制条件下,产品创新引起具有明显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3)产品创新引起劳动过程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上研究,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变量的一个关于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全面的理论框架,将马克思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是产品创新走在前列的国家就率先崛起并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1760-1830年的英国、1865-1945年的美国、1871-1913和1946-1969年的德国、1955-1973年的日本都是通过产品创新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从而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比照产品创新对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外向型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入后期阶段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部需求造成的巨大冲击,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度创新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便在低成本要素投入的优势丧失前,实现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概括为“制度创新驱动的数量型扩张”,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式将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品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认为抢抓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机遇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选题上,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纳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产品创新对宏观经济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相比,进一步扩充研究范围、探讨内部机制,原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资本积累的矛盾导致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推动扩张性长波。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产品创新的经济影响,突出了研究的方法论涵义,不再把经济周期理解为“循环”,而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根据产品创新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唯物史观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用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论证制度创新“红利”递减,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调整转变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稳增长促转型的意义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