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毛泽东“最著名、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3),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倍受关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对《实践论》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富有生气,成绩最为显著的时期。研究者们从单一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研究开始转向开放式的、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研究,开拓了《实践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诸多新领域,仅专著就有十几本,论文则多达数百篇。从50年代初起,原苏联东欧学者也开始在研究《实践论》,但总体上他们的研究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随着日本和欧美学者先后参与,研究《实践论》的深度和视域才有了大的提高和开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他们对《实践论》的内容、性质和意义等的探讨,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除中国外“是居世界各国之首的”[2](101)。第三世界的学者由于研究《实践论》不是从理论兴趣出发,因此整体上深度不够,大多只是泛泛地介绍而已。《实践论》受到中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非偶然。因为只有本真地揭示《实践论》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全面展示《实践论》的思想发展路径、内容和价值,才能最恰当地突显毛泽东实践观的实践品格与当代意蕴,从而在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积极回应中发展和丰富毛泽东的实践观,昭示出我国向着和谐小康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本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交待了《实践论》生成的背景,包括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在依据大量文本资料的基础上,本文第二部分重新梳理了《实践论》的主要内容:(1)什么是实践;(2)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3)实践在真理的认识过程中的意义;(4)认识辩证过程;(5)认识运动的总过程、总规律。文章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追溯和阐发了《实践论》产生前后的几种实践观:马克思和列宁的实践观、中国传统知行观、中国“实践唯物主义”者视域中的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实践观,并指出了它们与《实践论》中的实践观之间的关联与碰撞、继承与超越。第四部分是《实践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