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由于收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偏弱、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金融资本相对匮乏等因素,农民的幸福感提升受到了制约。而数字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很好地将数字科技与普惠金融结合起来,不仅能够通过延伸银行的服务半径来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而且利用金融技术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为农民等低收入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成为提高农民幸福感的契机。首先,本文在长尾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幸福水平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假设。其次,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与数字普惠金融2019年调查报告的数据对其与农民群体幸福效应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其中,增强作用最显著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也对增强农民幸福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从物质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三个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分析,并从农民个体特征及农民所处地区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已结束高峰期进入常态发展时期。金融数字化和覆盖率的发展接近峰值,上升空间有限,未来一段时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由使用深度的增长带动。相比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指数水平尤其是使用深度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农民的幸福感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近两年趋于稳定。女性的幸福感水平要整体高于男性,且学历较高、健康水平良好以及是党员的农民群体普遍拥有较高的幸福感水平。同时,拥有较高收入尤其是拥有较高相对收入能够给农民带来较大的幸福感。西部地区农民的幸福感水平略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整体幸福感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作用于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个体情绪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幸福感水平。在个体特征差异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年阶段、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中高收入的农民群体具有更显著的幸福感提升效应;在地区差异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深度使用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在覆盖广度上升空间较小的情况下,要注重业务的普惠性和服务的便利优惠性,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