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道德和经济两重人格的复合体,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应该重视道德文化建设的影响力。组织道德氛围是影响员工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自从其概念引入以来,得到了学术界乃至业界的关注。但是,其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组织道德氛围对道德行为的影响,而很少探究对会计道德问题领域的影响及其相关作用机制。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员工对组织的道德氛围感知,从而学习并内化组织的道德决策模式,进而影响员工的会计舞弊行为。因此,组织道德氛围可能对会计舞弊有重要影响。其次,近些年来研究发现,不道德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利型不道德行为,另一类是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以往研究大都集中于组织道德氛围对自利型不道德行为的影响,鲜有研究将自利型和亲组织行为纳入同一框架。基于此,本文将会计舞弊划分为两类,探究在不同道德氛围的感知影响下,个体实施会计舞弊究竟是为私还是为公。再次,组织道德氛围的作用可能受到员工个体道德特征的影响。一方面,相对主义是个体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衡量个体道德决策依赖道德原则的程度。在探究个体不道德行为的作用机制中,个体差异和组织环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类影响因素。因此,在相同的组织道德氛围感知下,相对主义程度不同的个体表现出的行为也可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到儒家中庸思维的耳濡目染,强调“变”,在面对会计道德问题时,更多采用灵活的方式调整道德决策,并且相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也存在个体差异性。所以本研究基于个体层次来探究相对主义这一维度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组织道德氛围、会计舞弊和相对主义之间关系模型,探究组织道德氛围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并检验相对主义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组织道德氛围对会计舞弊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自利-工具型道德氛围显著促进自利型和亲组织会计舞弊,法律与职业规范型组织道德氛围显著抑制自利型会计舞弊,没有发现关怀型组织道德氛围和会计舞弊、法律与职业规范型道德氛围和亲组织会计舞弊之间的关系。(2)在加入相对主义后,相对主义削弱了自利-工具型组织道德氛围对自利型和亲组织会计舞弊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