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气候变化作出的定义是气候随时间推移发生的任何变化，无论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人类活动。①从1988年成立IPCC并开始收集气候材料和撰写研究报告至今，已经发布了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也持续升温，为了达成有效的治理措施，国际气候谈判历经二十余载，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不少遗憾。美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它的气候立场将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国际气候谈判始于1988年，此时正值美国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所以探讨美国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关系从老布什政府时期开始。老布什政府以“无悔”②为原则，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作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以一些节能计划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虽然老布什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拒绝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克林顿总统受副总统戈尔环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全球气候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在国际气候谈中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国会的压力，《京都议定书》沦为了一纸空文。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增加了国际气候合作的难度。奥巴马政府颁布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重经济利益，轻环境保护，其实质在于为美国打开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市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奥巴马政府仍旧坚持克林顿时期通过的伯德—哈格尔决议，采取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捆绑制度。从美国气候立场以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表现得出：美国的气候立场以美国经济利益为中心，松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淡化温室气体减排历史责任，把自身的减排与否建立在发展中排放大国减排与否的基础之上。另外，美国采取单边主义③，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减排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也面临重新划分，由原来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演变为排放大国和排放小国之间的对立。中国作为一个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巨大压力，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对策才是化解压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