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在国家政治运行中非常强调“为政在人”,人是国家所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推行的基础,政治实践的运行和贯彻执行的社会效果,从长远看与官吏的道德品质修养密切相关,《荀子·君道》称“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因此,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官吏的官德建设。古代官箴认为:“吏治无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这表明官吏之间以及官民之间等上下关系中,非常强调官吏的表率和引导作用。由于官吏身份的独特属性,历代对于官吏奸罪行为的处罚都较之一般的奸罪更重。清代对于官吏奸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吸收和总结历代的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古代官吏奸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代表性。本文旨在查阅大量古代文献典籍的基础上对清代官吏犯奸罪的立法和司法活动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本文首先从奸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全面系统的探究清代官吏奸罪的历史渊源和形式渊源,分析历代对官吏奸罪立法状况,挖掘立法背后的价值追求与利益衡量。文章第二部分,则通过现代刑法理论以及伦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对于清代官吏奸罪从立法、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分析,同时对清代官吏奸罪的形式渊源做了考察,梳理并分析了官吏奸罪的立法情况和特征,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情况,论证“典”“律”“例”法律适用逻辑和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第三部分从通过查阅《刑案汇览》中收录的关于官吏奸罪的案件,从而考察清代官吏犯奸罪的司法实践特点、法律适用情况、审判程序以及证据标准等问题。第四部分则主要通过考察晚清修律与“礼法之争”中关于“无夫奸”和“亲属相奸”存废问题的论证,从而分析在清末法治转型时期,官吏奸罪普通化的趋势。官吏“奸罪”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充盈着明显的血缘、家族、伦理道德以及统治秩序因素。研究清代官吏奸罪,有利于中国本土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弘扬,本文以期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考察清代官吏奸罪的伦理法和礼法法的特质。对清代官吏奸罪的研究也有助于比较全面系统的解读清代的法律体系、法律适用、官民关系以及法制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