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的一项技术飞跃，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第一条就规定，“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所以说这项技术是人类为了人类自身发展而采取并为法律所支持的。然后在器官取得方面除了通过人造器官和由动物身上取得之外，更多的还需要人类捐赠器官。人体器官的捐赠的确可以造福人类，但是，人体器官不比机器零部件，换了可以维修或随意更换新的零件，人体器官的衰败只能靠换取别人的器官来继续存活下去。而对于此，不仅产生了医学上的风险，更衍生了许多人类伦理上的问题。尽管世界各国均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并保障了相关的操作流程，但同时也设立了许多限制，更有一些宗教团体对于器官移植有不同的声音。而科技文明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趋势，但是如何兼顾人性及传统文化，如何保证新技术的发展不至于如同脱缰野马一般不受驾驭？法律就如同那条缰绳，它能够避免秩序失控。而法律该如何规范呢，这其中除了比较中西方现行制度外，还需要更细致地比较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掌握不同国情的发展情况，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我们法律传统文化的法律，适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及文化土壤。法律是依据人类幸福生活之需要所制定出来的，有理性因素也有感性因素，通常有其欲实现的目的，有时法律引领社会进步，有时社会的变迁又迫使法律改变。无论何种情况，法律和社会脉动亦步亦趋。法律不能背离人的生活而制定，这种法律是违背人性的，法律也不能太过超前于人类目前的生活，定在未来的法律，势必不为人所接受。所以本文试从法理学的角度，尤以法律文化的相互比较来看，重新思考医学科技高度发展下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议题，对于不同法律文化下，其法制是否需有不同的规范，从而使其能够适应本土的法律文化土壤，并对器官移植注入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