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耕地非农化的过快发展。尤其在浙江、江苏等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耕地非农化更是愈演愈烈。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几乎同步“双高”发展，对中国的土地资源管理、食物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影响深远。研究中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演化关系，尤其是经济增长背景下耕地非农化的收敛性问题，对于重新思考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的总量目标和区域目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采取“事实—假说—验证”的技术路线。首先对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进行基本分析，总结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耕地非农化是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原因。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趋势基本一致，但两者的峰值时间不一致。经济增长会促进耕地非农化的短期加剧和长期回落，同时短期的耕地非农化加剧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仅从数量上分析，耕地非农化对粮食产量波动绝对值的贡献率大部分在5％—15％左右。但如果从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耕地非农化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接着，本文根据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土地要素需求变化规律，提出耕地非农化的规模收敛性假说和区域收敛性假说。本文选取各省份耕地非农化面积、人均实际GDP为主要变量，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耕地非农化库兹涅茨曲线，认为耕地非农化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最终呈规模收敛，其理论转折点为人均GDP达到42342.4元(以2005年价格计算)。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已越过转折点，而其他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仍然处于随经济增长而继续增加的阶段。通过区域比较，本文发现中国耕地非农化的规模和程度基本呈东、中、西递减的空间分布；同时计算耕地非农化的基尼系数和希尔系数，发现其区域差异程度确实较大。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发现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区域σ收敛变化趋势相似，但耕地非农化的σ收敛变化与其自身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变化更一致。当空间自相关程度增加时，耕地非农化趋向σ发散。结果表明，目前中国耕地非农化的全体区域收敛并不存在，主要表现为局部的“俱乐部收敛”，尤其是中东部地区的“俱乐部”收敛，浙江、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属于这个“俱乐部”。最后本文提出：政府应通过优化区域经济的产业布局，实现对耕地非农化的宏观调控和区域调控，坚持走耕地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道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降低耕地非农化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潜在影响；强调耕地的多功能性，实现耕地保护政策目标多元化，重点保护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