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环境高污染,资源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峻。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迫切要求政府综合运用各种环境治理手段进行环境治理,改善环境质量。环境税费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绿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我国排污费于2018年1月1日改革平移为环境保护税,其法律刚性和征管力度都大大提高,是政府调控环境污染行为的重要经济手段。长期以来,由于排污费绿色治理功能的欠缺,使得排污费成为地方政府引资的工具和环保机构运行费用的来源,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和税收政策中又缺乏足够的绿色激励,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环境税费议题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重要话题,基于排污费标准变迁的视角研究环境税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下一步与环境相关税收改革提供思路和指引。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征收标准变迁的角度,研究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升对于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环境税费政策给予理论方面的决策参考。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结合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研究环境税对地区质量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阐明了环境税的相关概念,然后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即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双重红利理论,并对环境税关于减少污染排放以及经济增长实施效应的理论机理进行阐述。其次,从排污费、环境保护税两个阶段梳理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演进历程,并对现行环境税费的现状进行评析。同时,提出环境税费制度中存在费改税后环境保护税制度难以满足污染治理的需要等问题。在前文的基础上,运用2006年-2014年我国245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研究环境保护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在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有利于降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但其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二氧化硫征收标准的变动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在工业废水上显现;其次,环保税税负的提升既不能刺激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不能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均产生了负向的影响,没有实现预想中的蓝色红利效应;最后,环保税能够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不能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的原因是:在缺乏产能约束的前提下,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设置较低,企业在面对环保税收压力时,往往会选择进一步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值污染排放水平,抵消环保税税负提高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这反过来也挤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环保税并没有如预想产生“波特效应”,其反而削弱了地方绿色创新的能力。基于文章结论,本文分别从税制设计、激励机制、政策协调三个维度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建议,以便更加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激励和协调效果。首先,从税制设计角度上,一方面建议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税范围;另一方面,建议完善征管机制,明确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在征管中的权利与义务。其次,在激励层面建议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经费保障机制,优化税率与税收优惠措施,充分调动环保部门协同征税的积极性与企业主动参与减排工作的积极性。最后,建议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协调运用环境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加大技术转型升级,推进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