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政府治理引入了网络治理模式,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互联网+”的网络治理概念,中国的“互联网+政务”模式也逐渐从施政工具转变为了治理赋能,城市管理也步入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但由于中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起步较晚,目前中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解决。所以,目前探究我国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影响因素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2个省、5个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也包括4个直辖市)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政府工具理论的基础上、基于胡德NATO分析框架,使用QCA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将各省会城市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转化为因变量、将各省会城市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信息节点工具、公共财富工具、政府权威工具以及政府组织工具的使用情况转化为自变量,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影响省会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的多重并发因素组合。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总是有着良好的信息节点循环,验证了NATO理论中信息节点工具是四个工具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同时,规划制定与标准体系,即政府权威工具占据主导的引领作用。最后,激励制度、技术人员和系统平台三个方面是中水平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政府想要有效的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应该关注的核心因素。综上所述,本文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发展初期的城市应重视完善顶层设计;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城市应合理利用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进行政府购买服务;在数字化城市管理发展较完善的城市加强综合信息技术建设发展等方式来提高政府数字化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