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实施法律”是指私人依法开展的监督、追诉、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古今中外的法制实践表明,私人实施法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学从解决“政府失败”问题的需求、法律经济学从法律实施的成本收益分析、英美法学研究从“私人总检察长”理论的角度,均对私人实施法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学理支撑。“私人实施反垄断法”是指私人依据反垄断法律规范开展的监督、追诉、裁判和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就与公共实施的比较优势而言,私人具有实施反垄断法的高度积极性,不受公共财政预算对法律实施活动的约束,对垄断行为人的威慑力较强,有助于防范反垄断专司机构的“执法失败”问题,并且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与反垄断法实施相适应的“竞争文化”。因而,私人实施反垄断法应当受到激励。制度性激励主要体现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罚款分享”制度,减轻私人诉讼费用负担的制度安排等;就私人实施的弊害而言,私人有可能“策略性”运用反垄断法,提起缺乏事实依据的滥诉,抵制正常的市场竞争,干扰反垄断法的公共实施,过度占用司法资源等。因此,对私人实施反垄断法尚须采取相应制约措施,主要包括提高举证证明的标准,限制私人反垄断诉讼的原告资格,由公共机构对私人实施反垄断法进行干预等。私人实施反垄断法兼有利弊,不过,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域的反垄断法实践都表明,私人实施是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和必要手段,反垄断法实施机制应当采用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存共重的二元模式。反垄断私人诉讼是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合法利益已经或者将会受到垄断损害,是原告适格的必要条件。合理规则和本身违法规则是垄断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其中,合理规则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将多种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综合权衡利弊之后,判定涉案行为是否违背反垄断法;本身违法规则是指司法机关对于特定类型的行为,不需考量其他相关事实,就可以直接判定其触犯反垄断法。司法实践中,计算受害人垄断损失的主要方法有四种,即“标尺比较法”、“前后比较法”、“市场份额法”和“持续经营法”。其中,“标尺比较法”的思路是找到一个与垄断受害人自身状况和所处市场环境相似、但没有受到垄断行为影响的人,以此人作为“标尺”,将垄断受害人在侵害期间的经济状况与“标尺”在同一期间的经济状况相衡量,得出受害人的损失大小;“前后比较法”的原理,是把原告在垄断侵害实施之前或结束之后的经济状况,与受到侵害期间的经济状况相对比,以证明如果没有受到侵害,其在侵害发生期间将会出于何种经济状况,并将两种状况之间的差额作为垄断损失;“市场份额法”是根据被告因垄断侵害而丧失的市场份额计算损失金额的一种方法,即:首先把原告减少的市场份额换算成相应减少的产品销量,然后按照单位产品的利润率计算出损失的利润总额;“持续经营法”是在原告被垄断行彻底逐出市场或终止营业的情况下,计算损失的方法:首先,假定原告营业没有受到垄断侵害,一直到起诉时仍持续经营,计算出该营业在市场上出售时的公平价值(持续经营价值),该价值相当于一个理性的收购者,在收购该持续经营的营业时愿意支付的价格,其次,计算原告营业在目前的实际价值,最后,把两个价值相减,差额即为垄断损失。垄断损害赔偿相较于垄断损失的倍率有三倍损害赔偿、单倍损害赔偿、三倍以下酌定损害赔偿、侵害利益赔偿等立法例。此外,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无关联损害赔偿”的理论模型,认为赔偿金与损害之间的倍率关系不应是由成文法规定的固定数值。无关联损害赔偿模型虽然在理论上是自足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惩罚性损害赔偿仍然是反垄断私人诉讼中的最优赔偿制度选择。反垄断私人监督是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守法者监督和违法者监督两种形式。其中,守法者监督是指没有参与垄断违法行为的私人,收集违法者实施违法行为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交给有关公共机构,供其调查和处理违法者的活动。与守法者监督相配套的典型激励制度是罚款分享制度。罚款分享制度是为私人参与对违法行为的监督提供与其监督效果相匹配的奖金,以促使理性的经济人充当私人监督者。其具体过程,则是鼓励守法的私人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把对违法行为的罚款的一部分归于私人监督者,其余部分归国家或某一公共机关;违法者监督是指已经实施垄断违法行为的私人,针对与其共同实施垄断违法行为、或另行实施其他垄断违法行为的他人的违法信息,收集和提供给有关公共机构,并配合进一步调查的活动。与违法者监督相配套的典型激励制度是从宽处理制度。从宽处理制度就是对于主动与反垄断当局合作的垄断违法行为人,减轻或免除其法律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从狭义上理解,仅指对于向反垄断当局主动提供彻底合作,并符合其他某些特定条件的卡特尔成员,减轻或免除其法律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垄断在中国的存在形态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两种。垄断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激化群体利益冲突,践踏经济自由权利,甚至可能对民主政治制度构成威胁。在消除垄断及其危害方面,中国反垄断法的公共实施机制有其内在的、难以由其自身克服的缺陷,即:实施反垄断法的资源与意愿不足,公法责任对垄断行为人缺乏威慑力,而且公共实施的低效与诉求渠道的单一无法满足转型期的多元化社会需求。私人实施对中国反垄断法公共实施的制度性缺陷具有重要的弥补与矫正作用。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在中国的建构,是一项宏大的命题,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仅就中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制度建构而言,至少应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垄断民事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反行政垄断诉讼制度,私人反垄断监督制度和公共机构对私人实施反垄断法的干预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