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在词史上被看作苏、辛之间的桥梁,在南渡词坛他是一大家,其传世《樵歌》以240余首词位居南渡词人创作榜首位。他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在他的词中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樵歌》几乎就是一部“朱敦儒的传记”,当中自画出了一个复杂立体的生命形象,充分展现出了他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个性心理等主体特征,反映出具体历史条件下具有时代共性和自我个性的文人风致。本文主要对《樵歌》中反映出来的文人风致,其形成原因和影响进行阐释。总的说来,《樵歌》的文人风致是一种缘于士大夫情怀的,具有士族文化倾向的,以清雅旷逸、狂放自傲为主体特征,杂以世俗享乐和无奈苦闷的矛盾心境的复合体。这当中体现着雅俗碰撞融合的痕迹,含蕴着时代的风气及历史的积淀。《樵歌》中的文人风致的具体表现是通过词作中透露出的创作主体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为“不肯随人独自行”的自我主体意识,这是要求实现个体独立价值的自我觉醒,是个性的张扬。其二为“淡然心寄水云间”的山水情怀,展现出一位由于现实的无奈和苦闷而一往情深地投入自然怀抱,在山水中任性逍遥的世外风致,实现着一种自我完善与人格升华的诗化人生。其三为对“独自风流独自香”的高标远韵的追求,表现为创作主体清幽旷远、超拔脱俗的审美倾向,这是不愿从俗于众的主体意识和远离红尘的清清世界的生活作用于创作主体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另外两个方面则是不同于“神仙风致”的未能完全超然世外的现实世界里的享乐和悲哀,其中,“今古红尘,愁了多少人”,在《樵歌》中,闲情逸致之外还同样表现出创作主体深深的飘零之苦和山河之痛,于进退两难间的苦闷和对世事的慨然,而“曾为梅花醉不归”式的世俗享乐则展现出了一个富贵风流子弟享乐多情的一面。总之,《樵歌》中的文人风致以“多尘外之想”、“清气自不可没”的清雅旷逸为主,夹杂着无奈苦闷的情绪和声色享乐。前者是词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后者是现实中的真性情,它们矛盾地复合在一起。《樵歌》之所以展现出上述独具特色的文人风致是创作主体内在主观和外在客观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其中创作主体旷逸和狂傲的个性特征及其崇尚佛、道的思想观念是影响《樵歌》文人风致形成的直接、主要的原因。魏晋风度和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归隐情结这两种文化心理积淀作为影响创作主体行为态度的潜在心理定势和《樵歌》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情寄山林云壑的情怀及高雅的韵致紧密相关。而宋代士大夫于雅俗碰撞融合间生活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气侯决定着《樵歌》中表现的文人风致于“仙风清爽”之外必然会染上世俗的色彩。《樵歌》的文人风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对于以豪放风格为主的词人群体来说,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这种文人风致中蕴含的高风远韵的追慕和心境的共鸣;对于宋末“清空”一派词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清旷风格的承扬和对他隐逸情怀的认同上。这种继承的选择性效果主要和宋代文人士大夫把对超逸韵致的追求当作人格风神之一的生活态度和南宋词人们一直抑郁不得伸其怀而迫使他们于山林云水之间寻求心灵栖息所的现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