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对比研究。在今天的全球经济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经济中心赚钱。在发展中国家,高额的工资差促使了劳动力迁移；同时,效率与机制的发展也允许了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迁移。但是劳动力迁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很大程度上关乎整个社会以及文化的变化。这将是本文研究的内容。迁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社会进程。此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此问题渐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科学家尝试通过分析人口数据来研究民工迁移流动,同时在地区、国家、国际层面上制定相关社会政策。但是大部分政策都不符合民工的实际需求,因为宏观分析和民工的个人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常常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群体,而被忽略了他们本身的驱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相关民工人口迁移的微观案例研究。20世纪中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农村至城市迁移。由于战争原因,无具体数据记载。20世界5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限制迁移,此进程开始有所减缓,直到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经济中心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越来越多地区工资水平差距增大、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为了更深入研究劳动力迁移,案例分析主要目标人群为来自四川和安徽的民工。调查显示了不同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的移民人群的迁移安排和实施计划。他们就利弊的描述引发人们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思考。通过分析他们的内驱动力、习惯,社会科学可以更好地接近、支持他们,并去完善劳动迁移的基本环境。调查显示,劳动迁移与其个人所在的社会群体有很大关联。劳动迁移是一个涉及到家庭的问题,因为一方面钱是家庭繁荣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由于不能在一起而引起了社会压力。民工的孩童和老一辈应该在组织下被照顾,中国仍缺少这一在西方国家己存在的福利形式。同时,组成家庭也是关乎民工的一个问题,因为组成家庭将使民工自由工作选择减少。在赞比亚共和国,劳动力迁移已因其经济衰退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中叶,淘铜热造就了赞比亚共和国的黄金年代。但是由于其经济缺乏多样性,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危机。当工资的购买力减低时,民工的期待值也就随之下降了。与中国不同,在赞比亚,民工进入城市是有严格管理的。劳动迁移在赞比亚1964年独立于英国后被法律承认。劳务民工在城市很难立足,他们的退休金太低,以至于他们在退休后只能在乡间安顿生活。在两个国家里,劳动迁移的成功更多取决于其社会资本,而不是其经济资本。因为劳动迁移是由民工所在的社会单位而组织且提供资助的。若民工不利用社会资源,他们会无法在劳动迁移后开始生活或者找到生活的基础。在一个家庭内部,劳务迁移和农田工作的组合是保持家庭幸福最好的办法。劳动迁移是一个性别问题。依照性别,家庭成员组织、选择目标区域、返回家乡。来去最为方便的为家中的已成人女儿。她们不用像她们兄弟般承担农活；家中的父亲必须管理土地、母亲必须照看老少。年轻女子可以在别处停留多年。虽并没有详细调查,但作者本人认为,很多家长不愿意其儿子外出工作是因为想确保家中农活的持续性以及维持家中的乡村生意。微观社会学研究指出民工选择的多样性。个人的背景以及所掌握的信息是民工选择劳动迁移的屏障。民工所做的选择是符合他们自身不停在变化的习性。家乡的工作方式并不直接影响到经济需求的满足。社会研究对了解个人在这进程中非常重要。民工不仅仅是数据中的数字,同时也是有家庭、需要承担责任的普通人。劳动迁移相关的政策可以在基础层面上帮助、支持民工。只有我们更好的了解民工的生活环境、需求,我们才可以优化我们的社会情况。一媒体报道显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北京下台的很多相关政策；尽管赞比亚共和国获得外国资助,此情况仍未被完善的原因是：这些政策和帮助都太远离民工且不关注民工的内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