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是顺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潮流,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培养高质量、国际化人才,推进教育开放与合作的必然要求。从理论上看,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理论体系,指导和推动大学英语教育的学科建设;从实践上看,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规范和引领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改革。关于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国内外学者业已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涉及多个主题,如政策演变的研究、政策问题的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政策比较的研究等。国内的文献涉及政策历史发展、政策发展问题、文化环境影响等,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已引起各方重视。总体来看,相关探索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如研究对象缺乏针对性、研究视野缺乏开阔性、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缺乏综合性,这恰恰为本研究留下了较宽阔的突破空间。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梳理政策的发展历程,调查政策的发展现状,探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政策发展方向、策略及建议。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是国家相关机构为实现大学英语的教育目的和任务,针对大学英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协调各种教育关系,调节教育利益分配,所制定的有关大学英语教育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依据其运演逻辑,本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政策发展过程的历时性分析、政策基本内容的本体性分析、政策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由此,建构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文化生态系统。该系统乃是以主体为中心,集宏观和微观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系统结构在不断调整,直接影响与制约大学英语教育的效果。不同时期大学英语政策的价值重心、功能范围、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在系统的运行中,客观上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兼顾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政治”和“专业”属性,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时间临界点”、以主要政策文件为“核心标志物”,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创立与缓行时期（建国初——文革结束）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政治”色彩,转型与整合时期（改革开放——20世纪末）的政策突出彰显了“经济”功能,优化与鼎新时期（21世纪初——新时代）的政策更多地发挥了“教育”价值。其中,每个时期又各自分为更为具体的阶段,但无论在哪个时期或阶段,政策的文化特征都略有不足。立足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认知、执行、效果评价、问题归因与期待等,笔者自行编制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调查问卷》,对1243名大学英语教师开展了网络调查,同时对6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调研发现,教师与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认知、执行、归因与效果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同时,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生存状况不够理想,生存挑战相对严峻。政策制定中现实性与学生本位意识不足,政策发展滞后、不够连贯;政策执行中宣传和学习不到位,各校执行缺乏共识;政策的评价机制不合理,政策的文化导向不突出、不显著。调研对象关于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建议较为丰富。主张把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交给内行人来做,强调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希望明确政策导向,优化政策内容;呼吁政策要反映国家对发展规划的意向和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建议提高高校英语教师的政策素养;加强政策的文化品味,彰显政策文化价值。基于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互补共生,以及功利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面对“强起来”的势态和“文化输出”的困境,亟需强化文化意识和文化内容。当务之急是在继承与创新、一元与多元、竞争与合作、引进与输出、共存与交流等关系中走出迷惘,通过领悟达致觉醒。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立、冲突与融合三种基本文化路向之间,选择“中道而行”的政策发展路向,从文化尊重与启蒙、理解与习得、交流与借鉴、合作与共赢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具有“全球化价值”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形成“一主多辅”语言文化下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格局。发展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是时代的必然。在明确指导思想、掌握基本原则、熟悉法理依据和重视学术场域的前提下,主要可采取四个发展策略:立体思维——追求卓越的策略;嵌入文化——精神导引的策略;改进体制——明晰责权的策略;完善机制——优化流程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五方面的具体落实建议:一是专家主导,谋求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专业发展;二是法理规约,增强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决断程度;三是分层参与,推进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民主进程;四是立体宣讲,提高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水准;五是合力共振,强化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