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性的内核为理性与确定性,从此角度来看,后现代性的最大特征即为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理性经历了一个由霸权到退场的过程,身处其中的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此,以感性为质的文学艺术必然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即是对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流变过程中,理性地位变化而一定程度上引发的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不同呈现进行考察。第一章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身进行界定和分析。首先对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现代性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将社会层面的现代性与审美层面的现代性进行区分;其次,分析鲍曼的现代性观点。他认为,现代性是建立起真理、知识、理智以及合理性等代表着秩序和确定性的事物的至高地位的规划,是一份通向理性和确定性的企划案,它的本质即为理性与确定性;最后分析鲍曼的后现代性观点。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对于理性的反动,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带来宽容性和多样性,也带来危险和恐惧。人们深感自己的生存没有保障,于是便产生了接连不断的焦虑,而焦虑恰恰是后现代环境中,人们最为典型的一种生存状态。第二章对现代性中理性逐步走向霸权地位的过程进行研究。由于充满危险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的到来,为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而产生了一种“权力-知识”共生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大提升,成为了社会中的立法者,立法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秩序,将理性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精英文化成为现代社会唯一合理而规范的高等的文化。这种精英文化打压一切与自身不符的文化形式,尤其是民间文化和地方文化。在此阶段,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姿态实质性地建立起来,精英文化实现了对大众文化的取缔和压制。第三章分析现代性的理性霸权活动带来的最大副作用——矛盾性。如果说理性和确定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那么矛盾性就是现代性的“弃物”,它与确定性相伴相生。现代性的矛盾性的凝缩便是“异乡人”,这一角色的作用十分巨大。对现代性的理性霸权活动产生质疑的“异乡人”,一方面带着对现代性行动的怀疑而试图探索一条新路,却因确定性之外的太多不确定性而渴望回归与同化。但同化困难甚至遭拒,进而引发了人的异化,鲍曼认为这种体验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不安、荒诞以及焦虑的异化精神,成为了贯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除文学外,作为最具感性的艺术,其自身便是现代矛盾性的代表,它一方面诞生于现代理性的土壤,一方面又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第四章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理性的逐步退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权威变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与文艺的变化作出阐述。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知识分子的权威地位衰落,中产阶级群体出现并迅速发展,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逐渐消解。文艺作品在市场的作用下成为“文艺商品”,精英文化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地位,大众文化反过来侵占了精英文化的应有地位,后现代艺术成为一种由市场主导的感性凸显而理性不足的大众艺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经历了一个理性退场的过程,文艺似乎在不断走向庸俗,一种世俗导向占据主要地位的大众文化,日益侵占具有真正审美价值的高雅文化的应有位置。若文化艺术作品被市场所掌控,文艺应怎样坚守自己的本质,并发挥自己对于社会和个体精神的积极作用,将成为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