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至2005年，规范型中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已公开发行了5个版本(以下简称“5个版本”)。研究单个版本或两两版本之间《现汉》收词的论著数量可观，而几无对5个版本作通论者。通过对5个版本《现汉》A、E、O、Z字母全部收词及其他字母部分收词的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综合归纳等，根据《现汉》收词研究既有成果，对5个版本《现汉》收词原则和收词范围作尽可能深入、细致地贯通性探究，或将为编纂工作50年、公开发行近30年来包括收词研究在内的《现汉》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对既有《现汉》研究领域作进一步拓展。《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现代汉语词典编辑计划纲要(草案)》于1956年发布，《<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由吕叔湘等于1958年修定。自此，5个版本《现汉》的编纂者始终恪守3者提出的“收词要收‘通用(普通)的词’”、“次要的‘应该酌量选收’”的收词原则。5个版本《现汉》对收词原则的恪守明示于各版本“前言”、“说明”等，体现在词典的具体收词中。随着《现汉》理论研究的加强和编纂实践的不断检验，学术界对《现汉》收词原则有了更为细化和深化的认识，提出了“词语竞争原则”、“强调系统性原则”、“兼顾实用性原则”和“相对稳定性原则”等收词细则。学者们还认为，《现汉》收词同它的释义和举例一样具有思想倾向性，主要体现在《现汉》对有较明显政治倾向词语的收弃方面。收词原则指导下的5个版本《现汉》收词范围不断扩大，适时反映了我国现当代各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汉》收词数量呈“三级跳”式扩容，即第1～2版收词几乎等量；第4版较第3版增量无多，但第3～4版相对于第1～2版收词增量明显；第5版收词数量又较第3～4版有明显增加。5个版本《现汉》收词涉及领域总体一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中普通的词、各行各业的普通的词及各学科的普通的词等，但不同版本《现汉》对不同大类词语收录数量变化较大，有的还表现出对整体收录某类词语的认识不一致。此外，5个版本《现汉》收词语源领域不断扩大，既有学科领域的扩大，也包括语言分布地域的扩大。自吕叔湘首倡对新词新语的研究，《现汉》自第3版起始终将对新词语的收录作为收词重点。《现汉》新词语收录把握《现汉》收词原则，而突出普遍性原则与具有生命力原则。《现汉》新词语收词范围明确且稳中有扩且与时俱进。《现汉》收录新词语在引导、实现现代汉语词汇尤其是网络词语规范化方面成效显著。《现汉》收录语文类词语如轻声词、儿化词、古语词、外来词、方言词、异形词及字母词等，同样较好地体现了《现汉》收词原则和范围的总体要求且各有特征。轻声词收录强调必要性、一致性和俭省性，收录数量逐版减少；儿化词强调收录有区别词性、词义作用的或北京话口语中必须儿化的词语，收录数量增幅平稳；古语词选收部分在现代书刊中出现的，收录数量逐版增多；外来词收录坚持通用性，照顾系统性，涉及学科领域较广泛，语源语种面较宽但以英语为主；选录方言标准从严，对一些强势方言的词语增录较多；异形词收录最能体现《现汉》规范型词典的特色和使命；第3版起以附录形式收录字母词坚持普遍性与必要性相结合原则，收录范围不断扩大，数量增势迅猛。《现汉》在收词原则及收词范围的确定和把握方面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多数学者的全面或专项肯定，认为它超越了此前的词典，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有学者对《现汉》收词原则、收词范围的具体把握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商榷性批评意见，甚至提出“超出了学术论争范围”的否定性意见。从《现汉》3次较大规模的修订情况看，《现汉》编纂者努力、迅捷地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包括建设性批评意见应用到包括收词在内的《现汉》编纂中来。《现汉》编纂和修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5个版本《现汉》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已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空前的。《现汉》收词也存在具体收词把握原则尺度不尽一致、部分收词范围确定未必完全合理等瑕疵，有待进一步修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