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是国有文化系统一资独大掌控文化建设的局面。社会办文化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社会办文化作为新生事物的出现,逼迫政府把社会办文化纳入管理视野与框架中。从社会办文化一出现,政府对文系统(国有文化部门)与社会办文化就实施分而治之之策,这是在社会系统的惯势演进作用下政府尚未来得及作出更积极的策动的一种表现,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基于被动意义的“惯性逻辑”。而要对社会办文化出现后改变了的文化建设的新型结构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就须改变限于“分治”的、被动的思维模式,纳入“合治”、“合力驱动”思想,变一元管理为系统管理,向“合力驱动”要结构效应和系统效应。这是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研究所探讨的正是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建构问题。形象地说,是研究如何造一驾马车,如何把社会办文化与由文化系统这两个轮子放在这驾马车底下,给这两个轮子一个共同的驱力,以使其能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同借政府推手,共同驱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驾马车快速、平稳前行。简单地说,本研究所探讨的是如何促使社会办文化与文化系统协调发展,使其共谋合作效应大于互不联系的各自发展的独立效应的问题。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从社会发展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求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要依靠社会建构主体的建构理性与建构实践。要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治,其中一种重要的路径就是要策动二者进行互补共赢的合作或促其结成某种特定联结协作关系。本研究把这种路径所形成的机制模式称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狭义模式。由于其广义模式只是处于萌发阶段,而狭义模式有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实践,且具有典型性、丰富性、深刻性、微观性、代表性等特点,因而本研究在第四章到第九章主要是对狭义模式进行集中研究。本文在对“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以活动所进行的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实然性探索为个案,力图从国家宏观的文化建设取得1+1大于2的系统管理效应的高度出发,以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微观实践为落脚点,探究机制设计与建构的内在肌理,抽绎其中的规律,对机制建构中的一些原本晦暗不明的问题予以揭蔽,破解了政府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力驱动中的诸多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全文共分十章。前三章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需求出发,阐述了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逻辑基础与理论依据。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其核心在于引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这一中心论题。第二章重点论述政府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驱动的逻辑起点、分力驱动成为政府的“治理惯性”的原因与片面的分力驱动的困境。第三章论述了政府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进行合力驱动的重要意义、可能性、有限性及其理论模型。第四章至第九章主要以“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为个案对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狭义模式)的建构与优化进行了集中探讨。而这六章的内容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四章至第六章探讨的是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具体方法与步骤、环节问题。第七章与第八章从正性与负性两方面对机制进行了评估与考察,分别对已经建构并正在运行的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的效能、创新体系与困境两方面进行了评估。第九章则又在第八章对机制困境的考察基础上提出机制的优化发展对策。第十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沿着实践先行、政策跟进、理论完善的道路在前行。理论的开路先锋的豪气、开疆拓土的英气、力破陈规的勇气、拨云见日的锐气阙如可见一斑。在当前相关实践处于初始阶段,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原则尚未鲜明触及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协调,国家政策大体只有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分治视野”,而文化建设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合力政策”、相关理论研究几为空白的背景下,本研究首次提出“政府驱动对文化系统与社会办文化的合力作用机制”这一概念,并以个案研究为视角,对机制建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2、“泉城文化社会办”一类活动虽已开展六年之久,且在全国形成风起云涌之势,但普遍都仍然仅以“文化活动”视角视之,致使活动无法向高位发展、向深处拓展。本研究首次以文化建设的机制创新、机制建构视角为活动建立起典型个案的理论阐释模型,对活动与社会系统发展的血肉的联系加以剖析,使之对全国其它地方开展此类活动具有了向社会发展机制的稳定性、可控性、规律性、建构性发展的引导意义。3、文化创新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相当重要,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本研究就机制创新的个中环节,提出了“组织的二次建构”、“立体创新”、“立体管理”、“全新型”与“转换型”社会发展机制等概念。4、政府驱动对社会办文化与文化系统的合力作用机制建构的中心环节是驱动政策、驱动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夺研究在“泉城文化社会办”活动的实然性探索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就社会力量与文化系统在文化项目运作中的博弈关系而创新的政府策略。如,文化赞助中的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与政府的逆转策略;特殊公益性文化建设项目投资权的博弈与政府的激励策略;法制界限的博弈与政府的“近距离规范”策略等。5、社会机制的创新与建构是遍及我国各个领域的重要社会实践。对我国微观、具体的社会机制创新实践来说,西方的机制设计理论及西方、我国的社会发展机制理论都存在方法论的不足。本研究以个案研究为突破口,对机制架的构建、机制功能的输出等问题的探讨则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下:1、本研究所使用的“合力”一词限于特殊的语境,有本文指定的特定含义。对其能否恰如其分地指称事物本有的复杂含义,能否唤起读者对事物本有的复杂含义的正确理解,尚需读者与时间的检验,本人也将在以后的研空工作中对之进一步完善。2、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本研究以三者关系即政府、文化系统、社会办文化的关系而不是以二者关系的视角来展开。这就使得研究牵涉到的面很广,许多问题与矛盾纠结缠绕在一起,作者的辩证思想难免会被一时遮蔽,作者的研究视阈难免有阙如、片面之处,作者对问题的厘清在力度与深度上亦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