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不断重视对企业风险的控制,从2015年的去杠杆率到2017年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我国的资产负债率从2012年至2018年下降1.63%,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在“2017国际货币论坛”上表示“实体经济的降杠杆并非单纯地降低杠杆率,而是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用中长期负债替代流动负债。”长期资金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发挥资本功能,获得持续的现金流量,减轻还债压力,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在现有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控制有效性、资本结构、资产规模还是公司治理,其最终都归于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个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往往决定着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资源,对企业未来的债务期限结构和风险管理控制的态度倾向有着巨大的影响。故研究高管激励与债务期限结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如何积极地通过影响人再进一步作用到企业风险上。结合上市公司并非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其对上述两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基于生命周期阶段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有效地促进公司内部自发且有能力获得长期借款,以及债权人愿意提供长期资金提高债务期限结构更有针对性,对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分析方法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探究高管激励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样本中货币薪酬与债务期限结构是倒U关系,即在货币薪酬处于较低或过高水平时并不利于公司获得长期贷款,适度的货币薪酬则能改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能够提高债务期限结构;其次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分样本中,三种高管激励方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货币薪酬对债务期限的影响仍是非线性,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与债务期限保持正向关系;衰退期时,主导债务期限的影响因素则是在职消费和货币薪酬,但在职消费仍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后者仅表现为负向的线性关系。本文结合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多种高管激励形式,打破单一激励方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高管激励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探究了随企业生命周期的两者的动态演变规律,意在突破现有文献的静态研究框架,更有针对性地发挥薪酬组合在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促使高管自发性降低债务风险和提高债权人提供长期借款意愿的影响,为企业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提供了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