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收规避,又叫避税,是指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税收筹划活动和财务安排,尽可能减小企业税费支出的一种行为。税收规避在帮助企业减轻税收负担,为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使企业面临着税务、声誉和政治上的一系列风险。避税的代理观认为,管理者会借着税收规避的名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与管理者自利行为密切相关。以往企业避税的相关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个人特征和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研究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考虑到企业内部因素内生于外部制度环境,学者们将研究转向了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地区市场化水平等正式制度。此外,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了在正式制度以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部分文献研究了宗教信仰、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尚未有研究关注到非正式制度中还存在一些维度可能促进企业避税。博彩文化作为刻画当地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维度,体现了人们的冒险精神与投机心理,冒险精神可能提高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投机心理可能促进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是否会促进企业税收规避?本文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考察了博彩文化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博彩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无论是通过人们的冒险精神还是投机倾向,都可能促进企业的避税行为。避税的代理观提出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会受到管理者自利心理的影响。在博彩文化浓厚的地区,管理者冒险心理和投机偏好越强,更有可能为了私利实施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另外,本文从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考察了在不同情境下博彩文化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博彩文化与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所处地区的博彩文化越浓厚,管理层的冒险精神与投机倾向就越强,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程度越高;（2）在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较高的企业,管理层的风险规避倾向较强,投机心理较弱,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正向影响会减弱;（3）处于损失状态的企业,管理者的冒险和投机倾向更强,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正向影响更强;（4）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强地区的企业,管理者的投机和冒险倾向受到抑制,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正向影响会减弱。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有的博彩文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企业投资、创新、并购、审计费用以及财务错报等行为的影响,尚未有文献研究博彩文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并且,企业的避税行为比其他活动更具有普遍性。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博彩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环境与当地企业管理者的冒险精神和投机心理紧密相关,而这两种心理都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对博彩文化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其次,以往文献主要从管理者个体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探讨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度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地区市场化水平等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部分学者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如社会信任、宗教信仰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但是,非正式制度也可能存在一些维度会促进企业税收规避,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探究博彩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丰富了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本文进一步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与前景理论对博彩文化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研究了不同高管性别比例、企业损失状态和税收征管强度下,管理者的冒险偏好和投机倾向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前景理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