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是多因素驱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语言行为,目前还没有一种普适理论能够为语言传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指导。纵观诸多通用语言消长的传播轨迹,我们发现无论一种语言曾经孕育出多么灿烂的文明,竞争始终是影响语言传播的重要力量。笔者立足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传播学视角,以李宇明(2016a)“语言竞争试说”为基础,尝试建构了一个能对语言竞争的产生、驱动与治理提供合理阐释的理论——语言竞争理论,并以此为研究框架,清晰地呈现英语在亚洲国家传播历程的变迁与驱动机制。通过从纵向维度梳理英语跨越亚洲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传播路径、策略及转变动因,笔者发现英语在亚洲与诸语言竞争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人口、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宗教和科技七种传播模式的运用与结合,以及不同时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策略转换。在横向维度上,以社会背景、地理条件、意识形态、语言政策及实施情况为支点,通过对英语为官方语言、第二语言和外语三个等级维度十一个国家语言生活的逐一描绘,笔者归纳得出激烈的语言纷争往往发生在那些文化多元、历史上被殖民、族际隔阂严重、充斥着一元论意识形态的国家。英语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过程中,虽然不同程度地引发了官方语言或教学媒介语之争,但英语一直没有被抛弃,反而被赋予平衡族际纷争的语言功能,成为语言之争的最大获益者。此外,在治理语言纷争上,提倡包容的多语主义与兼顾多党协同管理的威权政治,也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解决方案。一味消除语言差异带来的竞争,往往会激化语言竞争进而引发纷争或战争,让行为主体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笔者希望借助由宏观向微观逐一推进的描述方式,全景式地观察英语在亚洲的语言竞争现象,对不同等级的英语传播效果给予有力的解读。研究最后通过对语言竞争理论框架增设竞争预警的剖析,旨在预先对语言恶性竞争加以遏制,防止冲突持续蔓延,以求为语言传播理论以及汉语传播的艰巨事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