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自诞生时,就有干预现实的强烈冲动。而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与权力正式结盟,进入“经学时代”。在儒学、儒生、权力三者互动结构中,产生了“经学时代”的最大矛盾,即儒学服务于专制王朝系统与怎样服务的策略之间的张力。简言之,即“治统”与“道统”的矛盾。 在明代,由于理学过于心性化及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国家玩弄于鼓掌之间,“治统”与“道统”的矛盾、“礼”与“理”危机激化,儒生共同体分裂,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全面崩溃。 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变革中,在社会秩序首先崩溃的北方,孙奇逢以北学致用传统与阳明学为知识背景,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礼”“理”合一,会通程朱陆王于寻行“孔子之道”,在整个儒学视野内,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程朱陆王及汉唐儒学、最终落实于对“礼”的扬弃性实践的实践性“新理学”。这种新理学打通“礼”与“理”,融学术与做事为一炉,迅速波及北方及整个思想界,以其开放性、深刻性、全局性回答了由于程朱陆王之争而导致理学极度心性化而带来的种种问题,解决了明清之际儒学变革的深层问题,缓解了“礼”与“理”极度紧张带来的危机,为清代学术发展开辟道路。由此,孙奇逢不但成为清代北学及清代“实学”、“三礼学”之开山,而且也是整个清代学术开山之一。 由于其重大影响,在孙奇逢周围迅速聚积了一大批儒生,由此形成了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在三百余年的流布中,他们渐变为以汤斌为代表的“理学名臣”,渐变为以费密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先驱,渐变为河北夏峰北学及颜李学派,渐变为中州夏峰北学。他们“通而不同”,共同传衍着夏峰之道。 随着西方强力入侵,中国进入近代,开始了漫漫现代化征程。在以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后学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下,夏峰北学开始了与不断变革的现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