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的大幅波动一直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价暴跌所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不仅严重损害了投资者财富和国民经济,还使得股市的资本配置功能受到损害。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管理者通过盈余操纵和隐藏不利信息等自利行为对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负面影响的积累,这将导致不利信息的释放和股价泡沫的破灭,最后触发了股价崩盘风险。股权激励被提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它通过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或期权等方式,使管理层和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将管理者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以及股票价值绑定。但其有效性一直深受质疑,尤其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由于高管的特殊地位,股权激励在权力的影响下很可能变成管理者的一种自利手段。所以股权激励的实施及其业绩目标设置的高低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成为研究股权激励引发的经济后果的一个切入点,对于重新认识股权激励实施有可能会带来的消极效果,促使人们深度思考怎样科学合理的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此文的探索角度主要是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下股权激励实施带来的消极效果,将探索领域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资本市场层面,研究股权激励合约中业绩目标的设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选择2009年-2017年在A股首次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股权激励业绩目标设置的高低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接着分析了这种影响在成长性不同的企业和产权性不同的企业下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股权激励合约中业绩目标设置的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因为业绩目标设置越高,越可能触发高管的自利行为,股价崩盘风险越高。（2）相对于成长性低的企业,成长性高的企业对股权激励合约中业绩目标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削弱作用。因为成长性越高的企业负面因子越少,负面信息积累的越少,股价崩盘风险越小。（3）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合约中业绩目标的设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所有权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所以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设置越高,高管自利行为越强,导致股价崩盘的风险更高。接着,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本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在最后做了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合约中业绩目标设置高低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真实盈余管理的路径作用的。本文的相关研究,在补充了股价崩盘风险和股权激励研究领域的同时,不仅有利于股权激励方案的完善,而且有利于规范股权激励在我国的实践,也为引导当今中国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提供了一种有益参考和治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