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和辛弃疾作为北方金源和南方南宋的文坛巨擘，代表着金宋两大词坛的最高创作成就。因之，对他们的研究也构成了词史上个体作家研究的“显学”。不过这些研究多未能跳脱出个体作家的研究范围，呈现出割裂式和“分庭抗礼”的共同特点；只有致力于“宋金词比较研究”的少数学者打破了朝代和民族的界限，以圆融宏通的学术视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观照了元好问对稼轩词的容受问题。宋金所处时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形态被史学界称为“第二个南北朝”。虽然在政治上金源与南宋立国为敌，北南对峙，但是这并未影响到二者之间文学的双向交流传播和互动。即以稼轩词论，早在金亡之前，就通过榷场贸易和人员走私携带等途径传入金源，经由文坛巨子元好问的标举和推崇，在北方词坛蔚然成风。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金宋政权的对立并没有影响到元好问对辛弃疾词的接受。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证金宋政权对立并未影响到元好问的文学接受。首先从《遗山乐府》文本内证和《遗山自题乐府引》作者自证的角度，证实了元好问对稼轩词的接受早在金亡之前；其次，论述了元好问“东坡以来便到稼轩”的词史“体派论”的内容、意义和影响；最后，专节论述以“中州一体”的“文化中国意识”为其“前理解”的元好问，他对稼轩词的接受不存在古代版“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前理解”。今人受近代以降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认为宋金对峙，立国为敌，在元好问对稼轩词的接受过程中，势必会影响其文学接受；其实这种“前理解”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现代人的认识误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对金源一代的正统观认识不清，对“夷夏之辨”在金代的消解认识不明。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历史背景，说明为什么金代“夷夏之辨”会“消解”而不构成金人接受之“前理解”。首先在源流上探讨了“夷夏之辨”；而以文化别华、夷是金人的普遍主张，金人的正统观消解了“夷夏之辨”，文中继而考察了金源一代“正统观”的发展演变；并论述金人在政统观上亦自认接续“北宋”。总之，金源女真作为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即传统“夷夏之辨”中政治和文化劣势地位的“异族”，能以雷霆万钧之势相继灭辽伐宋，用武力征伐实现了对北中国的实际控制，这与其民族精神中的骁勇善战不无关系；但是真正促使金代以正统王朝的姿态跻身于中国历史序列，获取政权合法性地位的，却归功于其对中原核心文化区的成功改造，并在这种改造中发展了其正统观念，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消解了传统的夷夏之大防。此外，“余论”部分还初步探讨了此论题背后重要的理论价值，即金人以“文化中国”自居及消解“夷夏之辨”的正统观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