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虽然取得了飞速发展和显著成就，但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社会状态是否存在和谐问题，是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大事。党的十八大报告详细论述了和谐问题，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了时代最强音。这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时代动态性。本文运用马克思和谐社会理论，从传统“和文化”以当代实践相结合的现实维度，揭示出这一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在此基础上，又将马克思和谐社会理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明晰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当下树立为民利民的治国理念的理论基础。文章的第一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内容。从历史的维度梳理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基本内涵。指明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和谐社会的实现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揭示了这种未来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其实现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这种未来和谐社会的“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水平和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实现大多数人民主的制度的实现，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第二部分着重论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内容。“和文化”可以说是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科学内涵。丰富的“和”思想体现在“和生万物”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和衷共济”的处世观等等诸多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和文化”在数千年的延续和历史沉淀中，始终保持了其独特性和影响力。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们都无法摆脱“和文化”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纽带作用，它无疑成为构建和谐文化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生性资源。对传统“和文化”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现时期理解、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能够充分发挥其现代价值，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本文的第三部分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马克思和谐社会理论与“和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由于“和文化”产生的历史年代具有局限性，造成其本身存在着许多不合理成分：第一、不谈生产力而缺乏实践意义。古代农耕经济造成了历朝历代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忽视；第二、重视道德伦理而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思想中，仁人志士将对于社会的希望和报复都寄托于所谓开明的君王身上，而君王作为一个存有私欲的个体，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不可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这就造成了其自身结构的不和谐；第三、秩序和谐与效益增长的矛盾。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传统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作为大家长，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秩序保持一种可以延续的均衡与和谐，总是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会导致变动，所以往往采取的是压抑超越、抑制发展的政策。这种向低水平看齐的习惯，妨碍了社会效益的大步提升。本文最后论述立足马克思和谐社会理论分析“和文化”当代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发展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兼顾效益与公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统一、完善法制制度、开展和平外交，通过这多个方面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对于“和文化”当代价值的理论内涵，也说明本文写作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