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新模式,已经在我国多个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关于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行政主体如何进行救济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就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赋予了行政主体相应的救济措施,有所创新,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为更好地完善行政主体救济机制,需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考察。从理论层面研究发现,学界存在三种理论:非诉行政执行程序救济说、民事诉讼救济说、行政诉讼救济说。从域外视角来看,不同国家的行政主体救济机制也存在差异。从实践层面考察,对2020年以来涉及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梳理,发现具有以下特点:此类纠纷所涉的行政协议都与金钱给付相关;行政主体向法院申请执行时,选择的路径不一致;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适用法律具有民行结合的特点;审查案件的标准存在区别;法院驳回行政主体执行请求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主体没有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我国目前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的救济机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行的司法解释存在冲突,适法存在困难;二是主流的非诉申请执行模式规定不够细致,且缺少理论支撑;三是合法性审查片面,审查标准模糊;四是行政救济模式单一,不足以应对实践中的纠纷。鉴于此类行政协议纠纷的多发性和我国国情的复杂性,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实践推动行政协议制度的完善。随着行政协议种类日趋多样,其矛盾种类也日趋增多,应当考虑拓宽行政主体救济途径,赋予行政主体原告资格。就目前而言,主流做法仍是采用非诉申请执行进行救济,因此有必要通过增加听证程序,明确审查标准,引入自愿接受条款。基于行政协议的特殊属性,有必要加大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的交流,明确法律规范适用规则,以便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