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在这30多年来取得巨大的发展的。这30多年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期调控缺乏经验,经历了“双松”、“松紧”、稳健,到目前的审慎灵活应用,两大政策当局不仅愈发重视政策滞后性产生的影响,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形势时,双方也更加注重协调配合,重视对方的决策行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两大政策当局的动态博弈对经济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先对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方面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利用圣路易斯方程、VAR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这三种模型的解存在着“两性”,即经济变量的惯性和滞后性,以及利用这三种模型可能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性很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所引起,鉴于此,本文认为可以将财政政策变量作为一个动态参数来处理,从而在自回归分布模型基础上构建变系数自回归分布滞后(VADL)模型;接着,对货币中性理论和非中性理论以及四种主要的货币传导渠道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最后,对本文的核心模型进行构建,并且利用2002-2016年季度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以及杜宾-吴-豪斯曼(DWH)检验,最终就财政政策对货币传导机制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政当局制定实施的季度财政赤字政策对货币传导机制效率具有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图像呈倒“U”形。并且,当季度财政赤字为-7100亿元人民币时,货币传导速度最慢,但货币对GDP传导的总效应最大;当季度财政收入等于季度财政支出时,货币传导速度最快,但总效应最小,货币呈中性;财政盈余的出现相对于小规模的财政赤字来说会延缓货币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速度。为此本文建议两大政策当局在制定宏观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对方政策行为,货币当局应考虑到财政赤字对货币传导效率及时滞的影响,以便合理的进行政策决策。并且建议当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处于良性发展时,可以考虑季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手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