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着丰富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广大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可为之职。生产性保护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手段,近年来被广泛的运用于诸多场景,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生产性保护的保护范围以及主体模糊、生产规模以及市场拓展困难、公共性以及公益性成效不明显等现象,这些因素都成为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障碍。究其原因,这与生产性保护过程中的政府部门、公司企业、非政府组织、传承人以及民众等主体有着诸多关联,所以厘清其中关系,找到问题成因,促进非遗生产性保护发挥更大作用已是势在必行。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视角出发,以文化空间理论、场景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选取黔东南州较具地方民族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大歌和苗绣作为生产性保护的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对比分析等方法,考察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及民众等主体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实践,旨在探讨生产性保护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积极影响,以及保护过程中各主体间的矛盾和问题,进而为新时期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有效实践提供积极的参考素材。文章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社会和人民所共有的精神文明财富,对其进行保护传承离不开诸多利益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既需要非遗传承人、社区居民、政府、企业等受益主体的参与,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志愿者、新闻媒体等利益主体的大力支持。实施生产性保护并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生产性保护促进传承的有效性,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进一步显现出来,并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