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历史学家比较注意汉匈战争中战略方面的问题,对战术方面的研究不太关注。汉匈战争中战略与战术方面的文献大多以通论性质为主,研究成果也多在西汉部份,对于本研究主题的专著、论文相当有限。由于匈奴历史文献存在着不够充足、内容遗漏与错误等研究困难,本文则绕开以上的史料缺失,专门研究战略与战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参酌部份史料加以整理企图找到新的历史发现。除了研读、整理、分析、归纳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之外,部份研究会较多的借鉴考古学的材料对战略与战术产生的基础进行细化研究,期望可以归纳出本文主题的特色与研究成果。本文着重于两大课题：分析双方的政治经济基础,解释双方征战的原因；从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配备方面分析双方战术思维,揭示西汉获胜的战术原因。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与目的加以分类,论述方向如下：首先,本文对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分析,这一地区是一个既适合游牧义适合农耕的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来就是汉民族和匈奴族的争夺地带,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这种争夺的延续。其次,本文对匈奴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概述,匈奴是以游牧为主要的经济形式。游牧经济的基础是牲畜,牲畜的生长和产品生产决定了匈奴的经济特点,匈奴的一切都是围绕牲畜来进行的。游牧迁徙的主要原则应是以下三点,第一、驻牧地的水源条件,第二、驻牧地的牧草条件,第三、驻牧地的气候条件。不论采取那一类型的游牧模式都必须考虑这三点因素。这也是决定匈奴战略战术的一个因素。另外本文论述了匈奴游牧经济特点对匈奴军事的影响。匈奴游牧生活使得匈奴战士有着坚韧的意志,同时匈奴的饮食方式也大大减轻了匈奴军队的后勤供应难度,提高了战斗力,长期的狩猎活动使得匈奴军队的战术素养有很大的提高,其战术完全源自狩猎活动。本文还分析了匈奴对外劫掠行为的经济原因,环境的恶劣和人力资源的不足使得匈奴对外劫掠牲畜和人口成为作战的重要目的,劫掠是游牧民族的一种补充生产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与农耕文明有极大的不同。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匈奴游牧经济对其政治的影响。一、游牧的牲畜所需的地域较大,同一草场的牲畜量不能过大,使得游牧者的群体较小,社会结构松散。二、游牧的机动性,使得国家的控制力很小,使得以分配战利品和划分牧地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三、游牧的关键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所以有分地。分地的影响、匈奴的军事组织、各王的各有分地等三方面的原因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松散。在人畜数量多了之后,形成人口压力。总之,匈奴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松散型的结构,与传统认为的类似农耕集权政权完全不同。之后,本文论述了匈奴的武器装备,认为匈奴的武器装备与西汉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这是由于匈奴的手工业落后所致。同时以远距离攻击武器为主的轻装骑兵部队的攻击战术无法对抗西汉的重装骑兵。再者,本文对汉武帝时期西汉军队的编制和武器装备进行了分析。西汉的野战军编制就如上孙家寨汉简所反映的为“军、校、部、曲、官(卒)、队、什、伍”八级。各部兵员为伍五人,什十人,队五十人,官一百人,曲二百人,部四百人,校两千人,军四千人。在武器装备方面分为远距离攻击兵器,长杆兵器,近距离攻击兵器和防护装备几部分进行叙述,对西汉武器装备的形式和配备也进行了论述。认为当时就汉匈双方对比来讲,西汉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军兵种配置上优于匈奴军队。最后,本文论述了西汉与匈奴战争中双方战略思想的几个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思想的体现。第一、双方所争夺的地带环境好,适合农耕,适合人类生存,西汉干朝急于取得。第二、匈奴由于其经济特点,对新牧场的开拓有着天然的热情,由于其政治的分散性特点,使得匈奴对西汉的侵扰既有大规模的入侵,也有小规模的骚扰,这不是某种战术,而是政治结构使然。大规模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巩固匈奴统治者的地位,小规模是下级统治者自发性的劫掠,这种劫掠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牧群、补充游牧经济生产的人力资源不足和因极端灾害性气候造成的损失。第三、在具体的战斗上,匈奴军队属于轻装骑兵,西汉军队是重装骑兵和步兵,而步兵又掌握有弩这种先进远射武器,使得在对抗中具有优势,双方的战术思想也是充分发挥这几种兵种的优势来进行的。如西汉采用大规模重兵深入的战术,和匈奴骑兵利则进、不利则退得战术思想,根源在兵种的不同。总之,汉匈战争的战略思想决定因素在于双方的经济形式、生存环境的不同,并不是匈奴民族的所谓好战天性,也不是汉武帝好大喜功。双方胜败的根源在于西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对于匈奴所代表的游牧文化的优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