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是影响亲密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水平的承诺预示着关系满意度水平更高。然而现今伴侣双方的承诺状态并不理想,表现出不对称趋势,即关系中一方的绝对承诺水平显著高于或低于另一方。最小兴趣原则认为这种不对称的承诺关系是不健康且不稳定的,低承诺水平的伴侣有着更大的权力掌握这段关系的发展趋势,而这样的关系往往更难维系且更易面临破裂。以往对异性恋情侣的研究表明,不对称承诺关系和个体、关系及环境三方面的特征水平有关,如原生家庭背景、依恋水平、性经历等。从不对称承诺关系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来看,亲密关系质量、稳定性及个体心理健康均受到消极影响,那些处在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个体,尤其是具有高承诺水平的一方在亲密关系满意度、稳定性等指标上的报告水平更低,这与高承诺水平在亲密关系中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相悖的。再者,亲密关系并不仅停留在情侣关系阶段,婚姻关系是大部分稳定发展的情侣下一步需考虑的问题。而在从情侣关系到婚姻关系转型的过程中,经历角色转变的新婚人群往往受到较少关注。在婚姻关系的开始阶段,夫妻双方承诺水平较高,对婚姻是有着美好愿景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承诺水平的对称性进行探究尤为重要,它或许暗示着不对称承诺关系及其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具有持续性特征,并不会因为伴侣双方处于新婚阶段而淡化甚至消失。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婚姻质量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方面出发,探究不对称承诺关系对新婚夫妻的关系质量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并试图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一旨在探明同居史、性史和恋爱经历与不对称承诺关系及其承诺位置的关系,本阶段研究以问卷为工具对321对新婚夫妻的同居史、性史、恋爱经历和个体承诺水平四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代表个体关系特征的各项指标和承诺关系状态（对称承诺组vs.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低承诺方）呈正相关,与承诺关系状态（对称承诺组vs.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高承诺方）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此外,将参与者的性别分开单独分析后发现,同居史、性史、恋爱经历指标与组一的关系仅在女性（妻子）上呈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和男性相比,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感知力更高,她们对爱的评价或许更敏感和准确,以往关系经历所带来的经验和感受更有可能被内化,从而影响女性在下一段感情关系中个体内部承诺的表现水平。研究二旨在探索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承诺位置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不对称承诺关系是否对婚姻质量、性满意度这类在关系质量中具有正面意义的指标具有消极影响。参与调查的夫妻需报告自己的婚姻质量与性满意度水平。结果显示,就婚姻质量和性满意度而言,和承诺水平对称的夫妻关系相较,承诺水平不对称的夫妻关系只预测了更低的婚姻质量,这一结果受到个体承诺水平的控制。而后,该研究采用承诺差异值这一连续变量加以分析验证,发现在控制个体承诺水平的情况下,承诺差异越大的夫妻其报告的婚姻质量更差,不对称承诺关系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由此得到间接证实。同时,二分变量和连续变量在该结果上的稳定性水平得到对比,即在不对称承诺水平的数据类型界定上二分数据表达稳定性低于连续数据。此外,在婚姻关系中谁处于何种承诺位置上未表现出显著性别差异。研究三从关系质量中的消极关系特征出发,探明新婚夫妻对不同伴侣攻击严重程度的认知和容忍度,考察承诺水平在伴侣攻击容忍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揭示性别差异。结果表明,新婚夫妻对普通和严重攻击行为的认知节点在于是否出现身体攻击性行为,且对普通攻击的容忍度更高;丈夫对妻子的攻击行为表现出更容忍的态度。最后,相比于对称承诺关系的个体,处于不对称承诺关系的个体更能够容忍伴侣的普通攻击。由此可见,面对来自伴侣的普通攻击行为,处于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个体更有可能采取弱化、轻视该攻击行为的策略去应对和处理。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个人的关系特征与承诺关系状态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有过更多两性关系经历的女性在下一段关系中的承诺水平表现较差,这或许和女性对上一段亲密关系的觉知水平更高有关;（2）婚姻质量受到承诺水平不对称的影响,处于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个体所报告出的婚姻质量水平更低,而承诺水平差距越大,这一效应越明显;（3）就关系质量中的消极关系特征而言,新婚夫妻对不同程度攻击行为的认知节点出现在“攻击行为是否倾向于身体攻击”上,越是带有身体攻击的行为,对此行为有着更低的评价;（4）个体对其伴侣所施加的普通攻击和严重攻击容忍度体现出性别差异,无论何种攻击类型,男性的容忍度更高;（5）处于不对称承诺关系中的个体更倾向于“轻视”伴侣的普通攻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