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能源消费呈现出急剧攀升的态势,国际油价高企与能源供需矛盾相交织使得能源约束的“瓶颈效应”愈发凸显,与此同时能源消耗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为触目惊心。在这一背景下,持续改进能源效率成为中国破解能源困局的战略选择。能源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能源效率的改进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绩效?提升能源效率能否有助于缓解或者抵御国际原油价格的高位冲击?能源效率的变动又由哪些因素所左右?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运用能源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本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围绕中国能源效率改进的增长绩效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探讨,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由以下部分构成:　　 首先,本文对研究能源效率的前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明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能源投入所起的作用以及能源消费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能源效率改进及其增长绩效才具有了现实落脚点。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通过与能源效率的有机联系,中国经济表现出对能源投入的强依赖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旨在短期内缩减能源投入绝对量的管制政策会对经济造成沉重伤害。而依靠提升能源效率控制能源消费增幅过快,则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可行选择。　　 在一般意义上,能源效率的改进不仅会抑制能源消费增速,还会作用于宏观经济对实际产出增长率产生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既定产出水平下单要素能源效率改进、能源投入减少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两种作用力:一方面能源投入减少,经济系统中能源使用成本随之降低,产出增长率提高；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是相对固定的,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会因能源消费的减少而趋于下降,产出增长率降低。当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时,第一种力量占主导地位；反之,产出增长率随单要素能源效率改进而降低。经验分析显示,我国现阶段单要素能源效率改进在总体上仍然释放着正面效应。此外在国际原油价格高位冲击的背景下,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存在非对称性效应,油价波动对产出增长率的逆向冲击会在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提升能源效率是化解国际油价高位冲击风险的有效措施。　　 进而本文采用指数分解模型结合计量检验的方法,考察单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产业内部尤其是工业部门单要素能源效率优化是中国整体单要素能源效率显著改进的主因。然而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特征的作用,产业结构变动从整体上无法对单要素能源效率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单要素能源效率多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性、市场发育程度、运输条件、城市化以及能源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的区域特征；但无论基于全国整体视角,还是地区差别分析,人力资本积累、能源价格上涨都会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而重工业化则会明显抑制能源效率的改进。对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性分析发现,全国整体视角的能源效率是趋异的。但就区域层面而言,西部能源效率表现出发散的迹象,东部显示出趋同的特征,而中部则呈现出逐渐向东部收敛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借鉴经典的收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中部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能源效率向东部水平收敛的速度愈快,具有β收敛的特征。　　 由于忽略其它生产要素的贡献,借助单要素能源效率衡量能源利用效率难免失之精确。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在生产函数中纳入多种投入要素,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东部水平最高且较为平坦,但在中西部却展现出螺旋型的演进态势。对能源利用效率模式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低效率高投入的河北、山西和四川应是国家实施节能计划的重点地区。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表象上看能源禀赋相对充裕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市场分割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地区工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造成全要素能源效率损失。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并为实现能源政策目标设计了具体的政策工具,最后对其做出比较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