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史中，人们对翻译的研究，有文献记载出现在古罗马时代，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作品中就有关于翻译的论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一直关注着翻译的具体和实际问题（例如翻译的直译与意译），这些问题大都是源于翻译学者们的翻译实践。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尤金.奈达、皮特.纽马克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这对于翻译研究虽然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也限制了译者主体的译者主观能动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带到新的层面，译者也随之受到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也随之得到重视。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的因素，不仅其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思想、翻译目的会影响翻译结果，其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翻译结果。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从理论上阐释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译者在翻译中发挥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受到自身主体性的限制，努力领悟原作者的本意，最大限度地向目标读者传达原作者的意图，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本文选取王科一和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拟从对此两个译本的不同表述中，窥探并展现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本文分为六章节，导论部分简述了译者主体性发展的背景，及其在中西方的发展现状，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原因及目的。第一章，介绍了译者地位的演变、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之问的关系，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基础:阐释学。现代阐释学理论促进了译者主体性研究，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介绍了《傲慢与偏见》的原作者，以及这个文学作品的故事梗概、语言特征和写作风格。第三章，介绍了两个中译本的作者及其译本主要特征。第四章从语言、文体和文化三个层面对这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展现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影响。通过对照、比较和分析两个中译本，得出了以下结论:1.王科一倾向于形式美，重视译文的流畅自然、意境传达。孙致礼侧重于神似和形似的统一，同时最大程度再现原语文化。2.王科一的翻译照顾了中国读者的可接受性。而孙致礼则保留原文的风格和神韵，重现原语文化。3.在语言能力方面，毫无疑问二者都有很深造诣，王科一语言流畅自然。而孙致礼语言清丽明快。4.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的影响。王科一倾向于归化策略，以意译为主。孙致礼倾向于异化策略，以直译为主。结论部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作了总结，认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结果的重要影响，全面正确理解译者主体性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合理利用译者主体性为翻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