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政策变迁的角度看,从需求侧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经济治理政策的重大变迁,目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我国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表面的经济改革任务和目标,更是制度领域的革新与优化,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供给的质量与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作为西方交易成本概念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府与市场二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性制度摩擦力”,是主体、行为与制度之间的“摩擦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便是通过建构和完善一种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公共性制度,降低我国经济治理机制的成本,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有效供给,优化政府与市场的二者的关系。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策客体（市场）在遵循政策主体（政府）的经济治理政策中产生的成本,它包括制度性交易主体的低效率、制度性交易行为的不合理以及制度性交易环境的不完善等方面的成本。为了节约经济治理政策变迁的成本,提高政策治理效率,必须要从主体、行为和环境这三个关键环节来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我国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有效制度供给的新思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主体关系扭曲以及经济低质量发展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动因,回答了“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优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调整政府与市场二者关系、改革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等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纲要,解决了“如何改革”的问题;市场化的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和制度型开放经济新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构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领域,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回应了“改革什么”的问题。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关键领域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为了全面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进展进,本文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证研究方法,参照规范化的操作流程,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编码检验等研究步骤,在萃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成效与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模型框架。研究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在机构改革、市场减负以及制度革新等层面上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但是也存在着机构改革不彻底、市场诸多不合理的行政约束和干预依旧存在、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等问题。依据影响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核心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的诸多问题,是由于在“制度性交易主体-制度性交易行为-制度性交易环境”存在的多重现实障碍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主体障碍,表现为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形式化、碎片化与低效率等组织障碍。影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行为障碍,表现为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治理行为,依旧存在着规制过度、规制失效与规制缺位等规制障碍。影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环境障碍,表现为市场的制度环境,在现有的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市场垄断、市场分割与市场失序等市场障碍。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是一个内生变量,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制度性交易主体,也要深化政府规制改革规范制度性交易行为,还要深化市场体系改革重塑制度性交易环境,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构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