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私有汽车的家庭保有量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随着人均汽车保有量的猛增,交通肇事罪的发案率亦不断攀升。面对有着“过失犯罪之王”之称的交通肇事罪,如何妥善处理好交通肇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已然成为司法办案人员日常工作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就交通肇事罪而言,实务中对于交通肇事基本犯的认定并不是难题,该罪具有争议的疑难复杂问题集中体现在“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两个升格量刑情节的认定问题上。本文通过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实务裁判案例分三章对“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在实务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通过列举裁判文书网上获得的相关司法案例的不同判案结果,以证实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对于“逃逸”概念中的“逃避法律追究”的内涵理解和把握不一,由此衍生出“逃避法律追究说”和“逃避救助义务说”两种实务观点。本文通过对这两种学说的合理性与不足进行综合分析,最终得出对“逃避法律追究”的理解应坚持“逃避法律责任与义务说”。第二部分,本文提出对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同时评价时是否构成重复评价的问题,通过对学界的学说主流观点进行利弊权衡,本文得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数额事实与其他事实区分处理说”的观点,对于数额犯中的定罪和量刑情节可以重复评价,但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则必须按照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予以评价;而对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节进行定罪和量刑评价时,本文提出应坚持“重复评价肯定说”和“不遗漏评价原则”相统一的观点。第三部分,本文通过对“构罪前提肯定说”和“构罪前提否定说”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应当坚持“构罪前提否定说”的结论,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成立不需要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为前提,否则就会导致“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可适用的范围被不当限缩。同时,本文提出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以及“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独立评价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取代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致人死亡”条款,以避免因“及时性”的时间间隔标准难以统一以及“若伤者得到及时救助则伤者便不会死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难以证明的问题而导致“因逃逸致人死亡”条款被虚置化。